中国到底是不是“制造强国”？今年12月初，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幕，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吸引包括世界500强、中央企业和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在内的超500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彰显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坚定决心、坚强力量，也说明了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全球共识、人心所向。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庆霜介绍，中国是联合国标准下工业门类最全、配套最为完整的国家，电子电气设备等中高端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加速提升，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已超30%，是全球供应链世界工厂。

　　与此同时，我国外贸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12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11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7万亿元，同比增长1.2%。

　　具体来看，2023年11月份，我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5843.9亿元、4416.6亿元、4149亿元，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38.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2万亿元，增长2.6%。其中，出口9.7万亿元，增长6.9%。同期，我国与拉美、非洲、中亚五国进出口延续良好态势，分别增长9.3%、8.4%、43%。

　　据海关统计，2023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7.96万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出口21.6万亿元，增长0.3%；进口16.36万亿元，下降0.5%。11月当月，进出口3.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出口2.1万亿元，增长1.7%；进口1.6万亿元，增长0.6%。

　　《供应链攻防战》作者、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林雪萍指出，当前，全球制造进入以分散生产为特征的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重塑是核心主题。中国制造在本土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探索在海外发展供应链的机制依然是避不开的选择。近年来，美国、欧洲出台了很多保护本土制造的法案。这些法案体现了供应链本土化的趋势，通过提供补贴和减税，要求企业将生产基地放在本土。美国所实施的“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都是试图在中国之外的基地，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供应链秩序。中国制造必须对此做出全新的回应。

　　1、 新冠疫情暴发后，供应链开始呈现出脆弱多变、复杂交织的新形态，同时伴随着国家间的供应链竞争不断加强，全球供应链打破了原有秩序，正在重构新秩序。在美国的围堵打压下，中国供应链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韧性。

　　2、“大而不强”，是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一种片面的认识。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崛起，几乎积累了各种配套制造的资源。中国的供应链规模庞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强”。

　　3、“卡脖子”一词被泛化使用，掩盖了其背后的复杂性。整体而言，“卡脖子”问题往往是供应链上系统能力的缺失导致的，主要体现在“造不出来”“嵌不进来”“用不起来”三种情况。

　　4、供应链可以被设计成一种产业武器，形成攻击力，或者在国家层面打压其他对手，或者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当美国和盟友加强对华限制时，中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市场正在迎来井喷式发展。2022年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营业收入是2017年的6倍。

　　5、从半导体产业看，中国在先进制程方面已经受到限制，需要想办法在成熟制程上获得优势，从而形成供应链压力的互换。美国出口管制的覆盖面越是扩大，美国企业获取利润的空间就越会缩小。短期来看，美国占据了主动权。但从长远来看，也会削弱美国对供应链的控制力。

　　6、中国供应链的防御对象并非美国的回岸制造，而是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构成的第二套供应链。中国制造真正的对手来自平行供应链。全球各地正在涌现不同的生产工厂，它们试图建立全新的高效供应链，用以抗衡中国已经确立的优势。

　　7、在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的洪流正在改变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一场系统性的“再出海”战略正在呼之欲出。要保住中国供应链的空间优势，就需要前瞻性地规划“属地制造”所带来的产业转移逻辑，通过“集成供应链”出海。

　　供应链最初是一个企业用语，用于探讨企业之间的物品流通关系，本来是自由发展、效率至上的逻辑。新冠疫情暴发后，供应链开始呈现出脆弱多变、复杂交织的新形态，同时伴随着国家间的供应链竞争不断加强，全球供应链打破了原有秩序，正在重构新秩序。

　　近年来，美国动用“脱钩断链”“友岸外包”等手段，着力于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017年，中国占美国贸易总额为16%，到2022年下降至13%。作为曾经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上半年，中国降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进口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

　　在美国的围堵打压下，中国供应链依然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当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频频“断供”，试图切断华为的供应链时，后者正不断取得技术突破；美国在本土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却离不开中国的光伏电池板；福特汽车的动力电池，离不开宁德时代的技术。

　　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经济+集中化制造”的范式正在被修改。未来的全球制造，不会再围绕着一个“拥挤的世界工厂”而展开。快速反应的本地市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都助推了分散式制造，世界各地的“分布式工厂”将开始繁荣。

　　举例来说，近年来，越南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2022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13.6%，总额达到1094亿美元，贸易顺差扩大至949亿美元，打破了以往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对比2021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546亿美元。对中国进口多、出口少，正是中国制造的大量半成品借道“越南组装”再次出口的写照。

　　印度开始熔炼本土供应链，推动“印度制造”升级。苹果公司在印度的扩张，则让印度成为电子制造的焦点。2022年，印度首次与中国同步生产最新型号iPhone14，2023年连最新的iPhone15的新品导入流程(NPI)也放在印度和中国分别进行。苹果决心将印度升级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代工制造基地，以平衡中国压倒性的产能优势。

　　这些供应链的迁移不同于此前零敲碎打的单个企业行为，它呈现了集体移动的特征。超级工厂的模式开始遇冷，多元化供应链开始出现。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守卫并加强供应链，重新建立应对框架。

　　从供应链的“三力”视角，可以解释当前供应链的冲突、脆弱和韧性。它解决了供应链宏大理论的空洞化，从而将大国控制力下沉到与每个企业休戚相关。供应链具有双重属性天博·体育，既有等级性，又有网络性。前者表现为控制力，后者表现为连接力，对于巩固既有的优势会有较大的帮助，而设计力则为二者的加强或减弱提供了不同的力量。

　　过去20年，中国制造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得益于中国供应链的高效运转。无数条供应链互相交织，庞大的人力物力与之匹配，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系统。隐藏其中的连接力，是供应链的本质特性。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连接力被削弱，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

　　连接力为供应链提供了高效运转的效率，但就跨国企业的布局而言，其一直通过控制力来形成对供应链的价值主导权。供应链的控制力无处不在，这正是先行者利用领先优势从供应链上攫取丰厚利润的手段。

　　供应链设计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寻求再次融和以及反脱钩的力量，成为国家和企业的重大命题。由于供应链走向节点分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制造走出去、“再出海”也成为关键选项。

　　“大而不强”，是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如果理解了制造业的复杂性，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

　　连接力是供应链容易被忽视的力量。那些从贸易账单上完全看不出来的连接，构成了中国制造的坚实底盘。

　　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崛起，几乎积累了各种配套制造的资源。工厂纷纷落地中国，使得供应链变得丰富起来。不同供应链相互交织，重新嵌套，编织成供应链的超级连接性。比如光伏、液晶面板、发光二极管(LED)等和半导体有类似的底层涂覆和基板技术，这意味着四条供应链之间会有很多技术起到横向连接的作用。

　　中国的供应链规模庞大，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强”。美国2018年对华发动“贸易战”后，寻求快速“脱钩断链”，就加征关税而言，美国几乎对中国使用了所有的筹码，但结果是美国并没有赢，这也迫使美国改变了策略，无法“速战速决”之后，只能用更长的周期来实现所谓“去中国化”。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口罩严重短缺。口罩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天博·体育，但其供应商来自四面八方，跨越机械、化工、电子等领域。生产一只口罩，可能涉及数百种物品，这是全球供应链集成的产物。当时，位于广西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完全从零开始，在春节过后一周就开始从制造汽车转向生产口罩，而且建立了全套供应链，产能很快就达到每天100万只，有效缓解了应急之需。当时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3M，在美国保留的唯一的口罩生产工厂，即使放量也无法匹敌。

　　可以说，整个制造业的世界，都是供应链齿轮组的叠加。即使一个业务单一、体量只有数千万元的企业，也需要依靠几十、上百个工业门类的供应商的支撑。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齿轮组，相互啮合，相互竞争，不断进化，才形成了中国制造所特有的超级连接力。这也正是大工业化的效率源泉。

　　流传广泛的“卡脖子”一词，被各种场合的人不加区分地使用。但概念泛化会造成大众情绪化，这容易掩盖背后的复杂性，使得解决方式也无法精准对焦。归类来看，三种“卡脖子”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只是成因和难度各不相同。

　　第一，造不出来。“造不出来”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意味着无法生产某种产品，这是“从0到1”的突破。它往往是目前的技术能力尚无法达到的结果，例如中国无法制造7纳米芯片制程的光刻机、7000米深度以下的海洋温盐深传感器等。或者是缺乏一种能力，如无法生产5纳米的芯片。要生产这些产品，需要一些专有的材料或者零部件、特殊的工艺以及针对性的设备和软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卡壳，整个制造就无法完成。

　　第二，嵌不进来。一个攻关产品即使能造出来，但能否被市场接受，也并非完全由它自己决定。如果既有的供应链“嵌不进来”，也会被归类成“卡脖子”。这意味着即使解决了“有无问题”，哪怕追赶者拥有同等技术性能指标的产品，也仍然无法进入供应链的行列。英特尔芯片在电脑和机器设备中广泛应用，而中国制造的龙芯、兆芯等也在艰难地一点一点突破。其实龙芯中科的3A5000型号产品，在对标英特尔i5处理器的时候，单纯从技术指标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

　　然而，芯片只是一个基本零部件，它需要将无数个其他零部件的功能嵌入在一起，才能组装形成可用的电脑。英特尔多年所经营的生态与成百上千个来自声音、视频、通信等领域供应商所形成的生态，是其重要的市场壁垒。这些供应商围绕着英特尔产品的性能指标，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参数和相应的工艺标准。

　　如果要迁移到新的芯片，意味着需要更新设备和修改工序，这是一种巨大的供应链迁移。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厂家一般不愿意转向“平行替换”。牵涉众多厂家的规格切换、来自用户喜好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平行替换显得过于昂贵。很多时候，“嵌不进来”是因为新玩家无法打破既有供应链已经形成的产业秩序。这种情况，单纯靠供应商提升技术性能是无法解决的。

　　第三，“用不起来”。很多的“卡脖子”问题，本质上跟质量可靠性有关。这源于企业对产品可靠性认识不足，而这往往是无法获取足够多的实验数据所造成的。在中国，高端仪器仪表广泛依赖进口。作为丈量物理世界参数的测量仪表，是人们获取数据从而理解的标尺，它需要一直保持良好的精度。而很多国产仪表尽管在第一年很好用，但一两年之后的准确性就无法保持持久。测量的数据经常会发生偏差，每次偏差的方向也可能不同，误差忽大忽小。这就好像是那种走时不准确的钟表，今天慢两分钟，明天快三分钟。对于总有偏差的仪表，用户很难形成购买的意愿。

　　对于“卡脖子”问题，需要有整体性的认识。看上去也许是企业的技术能力不足，但也要层层分析。“造不出来”“嵌不进来”“用不起来”这三种情况，形成机制并不相同。整体而言，“卡脖子”问题往往是供应链上系统能力的缺失导致的。当过于专注某一个具体的“卡脖子”产品时，可能会忽视不同行业的“卡脖子”产品背后往往有着相同的原因。

　　供应链可以被设计成一种产业武器，形成攻击力，或者在国家层面打压其他对手，或者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公共政策是政府常用的设计供应链的工具，可以通过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建立国家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

　　美国政府的供应链设计方案，包括建立供应链“同盟军”，以便形成更彻底的管制效果。它拉拢“Chip4”芯片四方联盟，希望能够跟日本、韩国和中国地区形成一个半导体技术内部循环的小圈子。与此同时，它还拉拢提供半导体设备的其他两个重要国家荷兰和日本，加入对半导体设备的管制。

　　当美国和盟友加强对华限制时，中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市场正在迎来井喷式发展。2022年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营业收入是2017年的6倍。从202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这种巨大的内需市场以及资本的疯狂涌入，都有助于设备制造商取得更大的突破。2021年中国半导体企业采用的国产设备自给率为21%，到2022年已升至35%。

　　美国对供应链的监管每收紧一次，国产设备突破比例就可能相应增加。这种能力上的增强，也是来源于产业的知识沿着供应链开始加速流动与融合。那些下游芯片工厂对上游设备制造商打开大门的同时，也会提供工艺参数的内部奥秘，这正是设备制造商们缺少的知识。

　　供应链“去风险”，形成了一种双向避险的心理预期天博·体育，产生了强烈的现实行动。当部分跨国公司被政府限定向中国提供产品的时候，本土企业也在加速崛起。对进口品牌的替代，形成了新的供应链群落。

　　即使受到美国越缠越紧的管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依然树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成为14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的主导者。完成了这一步，就可以为将来的突破打下基础。成熟制程如28纳米以上的芯片，仍然可以满足80%以上的广泛需求。汽车、家电、工业设备、医疗器械等行业，都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应用市场。

　　中国在先进制程方面已经受到限制，需要想办法在成熟制程上获得优势，从而形成供应链压力的互换。在成熟制程上，以低成本和高效率来赢得市场。

　　这种突破，是一种反向撬动供应链的升级。美国出口管制的覆盖面越是扩大，美国企业获取利润的空间就越会缩小。短期来看，美国占据了主动权。但从长远来看，也会削弱美国对供应链的控制力。

　　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华为，无法在国际上获取更多利润。它攀登价值链上游的势头受到了遏制，这让它在某些领域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落后于竞争对手，如诺基亚爱立信等。然而，当它转身开始培育国内供应链的时候，中国产业也在快速升级，如进行晶圆缺陷检测的深圳中科飞测、制造多层陶瓷电容的德阳三环等，本来是国内不受关注的企业，现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它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半导体量测领域的霸主美国科磊(KLA)以及陶瓷电容之王日本村田。中国半导体晶圆测量设备领域的市场大约为140亿元人民币，来自美国科磊、美国应材和日本日立高新，三家公司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剩余市场也被其他国际企业占领。在这个领域，中国供应商才刚刚露出几株新芽。挑战者的体量相对还很小，中科飞测在2019年的收入只有5000万元，但新的发展势头已经建立起来。有了华为和晶圆制造商的拉动，这些供应商可以快速发展。到了2021年，中科飞测的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

　　供应链封锁每收紧一次，技术反包围就会更强一分。国外技术的管制，抑制了一部分高大树木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满地的雨后春笋。这些春笋的群体性崛起，会削弱先发者的控制力。中国制造在断供下的发展态势，成为一种新的倾向：它的确牺牲了头部先锋的发展速度，但也换取了腰部力量的崛起。

　　中国供应链的防御对象并非美国的回岸制造，而是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构成的第二套供应链。中国制造真正的对手来自平行供应链。全球各地正在涌现不同的生产工厂，它们试图建立全新的高效供应链，用以抗衡中国已经确立的优势。

　　中国要实现全链条完全自控基本是不可能的，跨国企业要形成对中国供应链的全面封锁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制造需要坚定不移地将国内供应链与国际供应链交织在一起，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来削弱封锁的势力。

　　面对新兴的全球化局势，中国企业需要制定主动性的“再出海”战略，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建立供应链阵地。

　　在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的洪流正在改变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一场系统性的“再出海”战略正在呼之欲出。不同于以前企业只是在海外装配制造和销售产品，“再出海”意味着将供应链能力看成一种竞争优势，需要主动出击。要保住中国供应链的空间优势，就需要跳出所谓的“包围圈”。中国制造需要前瞻性地规划“属地制造”所带来的产业转移逻辑，通过“集成供应链”出海。而要尽可能地防范风险，群体行为的协同自然必不可少。即使是竞争对手，也要有一盘棋的考量。

　　中国企业要在“再出海”中抢占先机，需要学会运用全新的规则，来应对全球化2.0。日本产业供应链抱团的方式，非常值得借鉴。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的时候，日本往往采用一种情报、商贸、产业以及投资的复杂组合。这可以看成是一种“信产投复合体”，提供了一个国家级的供应链工具箱，使得日本企业可以开箱即用。

　　积极走出国门，是中国制造能力水到渠成的一种延展。但需要学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重新融入全球化。就原材料而言，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多晶硅生产中，占比从26%上升到82%，而美国则从35%下降到5%。但是，即使是非常有优势的中国制造，仍然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分工。与海外制造商的交织，是一种巧妙的法则。中国光伏大户晶科能源，跟德国瓦克签订了硅片材料的长期协议，使得瓦克也成为中国光伏战舰上的一员。这种国际供应链的交叉融合、分区域绑定，是应对“再出海”的重要策略。

　　再出海战略既不是一个企业单独出去，也不是企业带着自己的上下游到一个工业园安营扎寨这么简单。如果只是供应链上孤立的节点去参与国际竞争，那么失败的风险就会非常大。这背后一定需要公共的服务力量，包含金融、物流、商贸等信息服务的支撑。而采用供应链合成营的方式，则可以建立公共支撑平台，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将一个企业的经验，变成一个行业的知识；将一个行业的知识，变成一个国家的能力。超越企业的群体体验，就会成为国家财富。中国“再出海”战略，不再是以一个个企业为作战单元，而是可以将完整的供应链能力，用合成营的一体化战法投射到海外。

　　供应链攻防战是一场持久战，这并非面临挑战时的应激反应，而是为了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全球大变局之下，商业竞争早已不限于企业之间的技术对抗，而是关系到国家供应链的竞争。供应链竞争力不仅是所有供应链节点的合力，更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总和。

　　本书从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切入，结合国际和疫情后的新局势，援引大量供应链企业的案例，分析供应链发生的深刻变化，深度解读了当今时代格局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的角色，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推演与展望。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观测模型，以此判断企业和国家供应链的韧性和抗打击能力。

　　林雪萍，全球产业观察与企业技术战略研究，长期跟踪先进制造与企业创新，对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有较深研究。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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