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体育金融危机案例范文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由最初从事棉花交易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投资公司，但受次贷危机的打击公司最终难逃被收购的命运。

　　于1850年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成立，是一家国际性的投资银行机构，投资在高新技术、医疗、消费品和金融等领域。总部设在纽约，地区总部设在伦敦和东京。1887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赢得了交易席位。1998年雷曼兄弟公司被收入标准普尔500指数。2001年雷曼兄弟公司被收入标准普尔100指数。是全球股票和定期债券的领先承销商，也是世界许多公司和政府的重要顾问机构。客户包括阿尔卡特、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戴尔、富士、IBM、英特尔等世界知名公司。2007年营业收入达到590亿美元。在2008年度《财富》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名中名列第113位。

　　利用杠杆机制，雷曼兄弟积累了大量房贷资产，并且持有大量的次级债金融产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金融产品。1994年雷曼兄弟从美国运通剥离出来，并于当年上市，大举扩展投行业务。后来其相关投行业务尤其是房地产抵押业务（其中又以次级为主）更是蒸蒸日上。早在1999年，雷曼就用账上资产作抵押大量借贷，再将借来的资金贷给私募股权基金，或者购买房贷资产，再打包发行给投资者，将杠杆机制用到了极限。

　　从2003年到2007年，雷曼的利润达到了160亿美元。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的2005年，雷曼的营业收入达到320亿美元，利润32亿美元。2004年，雷曼收购了BNC房贷公司，以便能有持续不断的次级房贷得以被打包成债券出卖。2006年一季度，BNC房贷公司每个月发放次级房贷10亿美元；雷曼还收购了Aurora公司，该公司发放Alt-A房屋。2007年上半年天博·体育，Aurora公司每月放贷30亿美元。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让雷曼手中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次贷资产。次贷危机爆发前，雷曼成为华尔街打包发贷债券最多的银行，自家也积累了850亿美元的房贷资产，比摩根士丹利高出44％，只有美林的比例高于雷曼，但美林的规模却比雷曼大得多，且还有数十亿美元能够迅速脱手的资产。

　　由于次级抵押违约率上升，造成次级债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直线下降，随着信用风险从次级抵押领域扩展到其他住房抵押领域，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也大幅下滑。2007年8月，雷曼关闭了BNC房贷公司，累计裁员1200人。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蔓延，2007年下半年以及2008年一季度，雷曼的减计高达100亿美元。在2008年2月结束的雷曼第一个财务季度中，雷曼卖掉了五分之一的杠杆；同时又用公司的资产作抵押，大量借贷现金为客户交易其他固定收益产品。然而美国房屋价格的急剧下跌，使得这一努力不但没有改善雷曼的状况，反而让雷曼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

　　今年第一财季, 雷曼利用财务手段掩盖线亿美元的报告。报告显示雷曼在第二个财务季度损失28亿美元，不得不变卖了60亿美元的资产，这又使得公司承受大量的账面损失。与此同时，雷曼还没有放弃商业楼宇业务，将房贷资产的一半投在商业房贷和商业楼宇，而这些资产在今年却均被大量减计。连续多次进行大规模裁员来压缩开支。自去年6月以来，雷曼公司已经连续四次进行大规模裁员来压缩开支，解雇超过6000名员工。

　　仅2008上半年，雷曼市值缩水了73%。股价从2007年初的85美元跌至6月底的不足20美元。从6月30日开始，先后传出巴克莱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韩国产业银行、美国银行等将收购雷曼兄弟。9月10日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雷曼兄弟今年第二季度损失39亿美元，是其成立158年来单季度蒙受的最惨重损失。9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以及来自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公司的高层一起讨论救助雷曼兄弟，阻止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方法。

　　由于美联储对在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中300亿美元问题资产中的290亿美元提供了担保的做法引起极大争议，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扮演注资角色，不可能再向雷曼兄弟的潜在买家提供资金保障。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在美国政府拒绝提供财政担保后决定退出拯救雷曼兄弟公司的行动。美国银行也宣布退出，转而用总价近500亿美元的交易额收购美林证券。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总资产达6390亿美元，同时总债务为6130亿美元。2008年9月16日英国巴克莱银行宣布支付总计17.5亿美元来收购雷曼在北美的资产，其中2.5亿美元现金用来收购雷曼交易部门资产，现在的估值为720亿美元，并要承担雷曼交易部门的负债，大约680亿美元；另外将以目前市场价的15亿美元，收购雷曼的纽约总部以及两个数据中心。

　　贝尔斯登曾创造在成立的85年中连续83年盈利的纪录，但由于业务过于集中于房贷抵押债券产品，风险控制失灵，当高风险业务受到重创，市场价格一路下滑，直至被收购。

　　成立于1923年，总部位于纽约，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系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在全球拥有约1.4万名员工，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致力于为全世界的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提供服务。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机构股票和债券、固定收益、投资银行业务、全球清算服务、资产管理以及个人银行服务。到2006年11月底，公司拥有总资产3504亿美元，其中资本667亿，按资本量成为世界第七大证券公司。

　　近年来主要从事按揭债券及抵押债务证券（CDO）等业务。因为它在房贷抵押债务和衍生品市场投资太大――作为美国债券市场上最大的承销商和衍生品发行商，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之后遭受了严重损失。

　　到2007年11月底，公司的净资产仅为117亿，而理论上却拥有13.4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其中除去小部分标准化合同在交易所交易，约11万亿的合同是与交易方单独交易的复杂协议交易。而衍生品市场的总体交易规模也不过400万亿左右。次贷危机爆发，贝尔斯登遂首当其冲，旗下两个大量投资次贷相关债券的对冲基金率先，成为了华尔街金融机构中首批遭到冲击而清盘的基金。2007年9月，由于对冲基金的清盘，贝尔斯登的利润下滑了61%，11月房贷相关债券缩水12亿美元，公司在83年中首次负盈利。标准普尔将贝尔斯登评级由AA下调至A。随着信贷危机愈闹愈大，按揭债券目前几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垃圾。从3月4日开始，欧洲银行停止和贝尔斯登进行相关的交易。3月10日市场传言贝尔斯登陷入财困，面临倒闭，其后愈来愈多客户及同业相继由该行撤走资产，导致其股价连日急跌。

　　在流动性枯竭的威胁下，贝尔斯登不得不低价抛售一些不受欢迎的次贷相关证券；随着贝尔斯登所交易衍生债券产品价格的浮动，触发了更多的交易对手要求贝尔斯登增加抵押资产作为保证金。在3月10日还坐拥181亿美金现金的贝尔斯登，到了12日已骤跌至90亿，随着13日情况的恶化，仅剩20亿。3月14日，17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离场。公司陷入资金周转不灵、濒临破产的危机。贝尔斯登总裁舒尔兹发表声明，指传言使公司资金在过去24小时内显著恶化，寻求注资。

　　为免出现骨牌效应，联储局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登提供为期28日的短期融资。标准普尔随即将贝尔斯登评级连降3级，由A下降至BBB。

　　在次贷危机发生期间，前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凯恩没有积极与外界进行沟通来打消投资者以及其他银行对其业务的疑虑。面对着外界不断增长的疑虑，贝尔斯登还是宣称它在资本或流动性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反观当时处于类似状况下的雷曼公司，展开了更为坚决的行动来稳定其账面，雷曼CFO Erin Callan 列举详实数据证明雷曼的流动性状况良好，现金缓冲达到贝尔斯登的两倍，部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当日雷曼股价随之上升。

　　2008年1月施瓦兹在接任首席执行官后表示不会加强其资本基础。贝尔斯登的领导层也没有尽力加强其账面状况，并在机会合适时削减杠杆。贝尔斯登公告说市场上流传关于公司流动性短缺问题的谣言“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施瓦兹还在CNBC接受采访重申，公司的流动性没有问题。在贝尔斯登陷入偿付危机的时候，董事长凯恩却选择在前一个周末去底特律参加桥牌联赛。在此期间，他与贝尔斯登高管或其他董事会成员联系非常少。当他回到纽约来亲自过问业务的时候，华尔街其他的同行们已经停止了援助。

　　2008年3月14日联储局决定通过摩根大通向贝尔斯登提供为期28日的短期融资。两天之后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签订了购并条款，双方就两美金一股的协议收购价达成一致，摩根获得联储价值290亿元的融资，并对于贝尔斯登可疑债券资产的担保。消息一出，市场哗然。贝尔斯登的股价在2007年1月曾达到172美元，就是在2008年2月也有93美元。这样2007年初，贝尔斯登的市值为200亿美元，等到摩根大通报出收购价的时候已然只剩下2.36亿美元。

　　3月24日，贝尔斯登的股东就摩根大通的并购条款提出了上诉。同一天，摩根大通与及贝尔斯登联合公布“经修订后的收购协议”。根据修订条款，收购价提高到10美元。29日贝尔斯登公司的董事会董事表决支持该修订后的收购协议。

　　成立于1914年，总部位于纽约，美林集团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旗下所管理的客户资产总值达1.7万亿美元，是美国第三大券商，规模仅次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其分公司及代表处遍及全球六大洲37个国家与地区，在全球拥有约6万名员工。美林为个人、机构投资者和政府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作为投资银行，美林也是全球顶尖、跨多种资产类别之股票与衍生性产品之交易商与承销商，除了传统的投资银行和经纪业务外，还包括共同基金、保险、信托、年金和清算服务，同时也担任全球企业、政府、机构和个人的战略顾问。其资本额高达235亿美元，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以642亿美元的年营业收入位列100。

　　2006年年底斥资13亿美元收购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公司旗下次级抵押放款商First Franklin“第一富兰克林金融公司”。美林公司2007年7月宣布，当年第二季度净利润21亿美元，创下净利润最高纪录。但好景不长，3个月后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显示，美林因在抵押债务债券和次级抵押产品方面遭受损失，亏损22.4亿美元，拉开了美林的连续季度亏损序幕。

　　2007年First Franklin关闭了20家分支机构，大规模裁员，减记了1亿美元。当美林于10月5日宣布将减记45亿美元时，市场仍然给予了奥尼尔足够的信任。该股价格上涨了2.5%，因为人们相信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2007年10月24日，美林证券财报称，第三季度在次级抵押相关领域遭受约79亿美元的账面损失。这是美林6年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也是该公司93年历史上的最大季度亏损，而一年前同期实现净利润30.5亿美元。

　　美林公司2008年1月17日宣布，2007年第四季度准备金减160亿美元。其中，CDO（债务抵押凭证）减计达125亿美元，刷新单季损失最高纪录。此时美林集团尚有218亿美元的CDO相关资产以及840亿美元与房地产相关的资产。美林公司此后又在4月17日宣布，公司今年第一季度亏损20多亿美元。自从塞恩2007年12月担任美林公司首席执行官到2008年7月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57%。2008年7月17日美林公司在纽约总部宣布，在今年6月底结束的本财年第二季度，企业总体亏损48.9亿美元，平均每股损失4.95美元。财报显示，亏损额为分析师预期的2倍多，美林已连续4个季度亏损。

　　美林公司公布第二季度财报后不久，美国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调低了美林的信用级别。自美国次级住房抵押危机爆发以来，美林公司资产减记已高达400亿美元左右，净亏损超过192亿美元，成为受次贷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企业之一。截止到9月的第一周，美林有三分之一的市值蒸发，而其同行花旗银行（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股价仅分别下跌2%和4%。9月5日高盛将美林的股票降级为“确信售出”并发出了损失警告。9月Bloomberg 报道美林在次贷危机中的损失达到518亿美元。

　　2007年12月纽交所―泛欧证券交易所CEO约翰・赛恩接任公司董事长兼CEO，赛恩上任之后，采取了比其他很多美国金融巨头更多的措施，试图使美林集团能够在去年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中保全自己。

　　美林迅速把自己的手中资产出手，向彭博商业资讯公司出售价值44.25亿美元的彭博新闻社20%的股份，以35亿美元出售彭博新闻社子公司“金融数据服务”控股权，这两项资产为美林在资本极为短缺的时候补充了近80亿美元的资本。从2007年开始，美林就大量减记与房贷相关的资产，出售股票大量融资，在出售近80亿美元资本前，美林就融资128亿美元。2007年11月，美林在宣布84亿美元损失的同时免去了奥尼尔首席执行官的职务。12月，公司宣布将其商业金融业务卖给通用电器并向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出售大量股票来融资60亿美元。9月14日，美国银行与美林证券已达成协议，将以约500亿美元收购后者。这一收购价只是美林2007年9月市值的61%。

　　成立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保险和金融服务机构。受困于衍生交易子公司，金融危机导致该公司最终被政府接管。

　　1919年成立于上海，是一家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跨国保险及金融服务机构集团，业务分布于130多个国家及地区，美国国际集团成员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工商保险机构，旗下的AIG American General更是全美最顶尖人寿保险机构之一。其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ArcaEx电子证券交易市场、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作为全球最大保险商，AIG在《财富》杂志评选的2008年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名列第35位，在全球有11.6万名雇员。不少大银行都与它有生意来往或光顾其名下产品，不少美国人都向它买保险和供退休金。如果集团倒闭，不但影响金融体系，更直接影响光顾其保险和退休金产品的全球大众。

　　与银行业不同，美国大部分保险公司拥有的次贷资产基本上都在3%到4%的可控范围之内。AIG对住宅抵押市场的投资额占到了公司全部资产的11%，此外还设置了专门机构从事一些绝大多数保险公司不愿意参与的和次贷有关的风险较大的交易。AIG的衍生交易子公司“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2007年损失100亿美元，2008年前六个月损失147亿美元。

　　除了受次贷拖累，还包括“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为一些公司债券提供偿债担保，行内估计集团涉及的衍生工具达4400亿美元。今年1季度的亏损达到了78.1亿美元，连续两个季度亏损，还是AIG自1969年上市以来的头一次。其股票价格也严重缩水，2008年6月初收盘时每股报收于34.18美元，只有去年同期的47%不到。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9月以来，AIG受信贷违约掉期业务累计亏损已高达250亿美元，在其他业务上的亏损也累计达到150亿美元。由于公司满足额外需求的灵活性降低和担心其与住宅按揭有关的损失将会增加,标准普尔将AIG的长期同业信贷评级从AA-降至A-，短期评级则从A-1+调低到A-2；穆迪和惠誉则将AIG的评级分别从AA3和AA降到A2和A。

　　AIG已经深陷流动性危机，评级被调低令其集资应付资金短缺变得更加困难， AIG现时为4410亿美元固定收入资产当保险，其中涉及578亿美元次按相关证券。据悉，评级机构对AIG的长期债券每降1级，AIG便要增加133亿美元抵押以及取消保险合约，资金紧绌会令AIG日常营运捉襟见肘。

　　AIG股东相继对公司管理层发难，公司掌管风险抵押债务的部门负责人和首席财务官离职。2008年6月13日公开表示，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马丁・沙利文被免职，由前花旗银行高管威卢姆斯托德出任该职。AIG拒绝了以J.C. Flowers & Co.为首的一群私人资本运营公司提出的注资方案――以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国际集团。这一收购价只有该集团目前市值的四分之一。

　　2008年9月15日，AIG宣布计划改组企业业务并出售旗下资产以融资，包括出售飞机租赁等一系列传统盈利业务。同时向美联储申请400亿美元短期，以化解评级降级危机。15日收盘前，美联储拒绝为该集团提供过渡性，但要求高盛和摩根大通牵头向其提供700亿到750亿美元的。美联储的举措未能恢复市场信心，15日美国国际集团股价缩水61%，按市值计大约损失200亿美元；而过去一年来，AIG的股价已累计下跌93%。9月17日，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宣布将向AIG提供最高达850亿美元的两年期，79.9%的AIG股权归政府所有，而AIG管理层，包括首席执行官（CEO）在内将全部换人。

　　房利美创立于1938年，是政府出资创建，从事金融业务，用以扩大资金在二级房屋消费市场上流动的资金。房地美是美国政府赞助企业中第二大的一家，商业规模仅次于房利美。1970年由国会成立，旨在开拓美国第二抵押市场，增加家庭所有权与房屋租金收入。在财富2008年全球五百大公司评选中，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列161和162位。2008年美国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中，有将近一半来自这两家机构。

　　债券市场协会（Bond Market Association）资料显示，由房利美、房地美与Ginnie Mae提供担保的抵押担保证券或债券，达到3.2兆美元，占美国流通债券总值的16%。

　　相对于其他市场化金融机构，两房抵御信用风险的能力要弱得多。作为具有政府隐含担保的准国有企业，两房压根不受任何公认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限制。两房的资本金少得可怜。截至2007年底，这两家公司的核心资本合计832亿美元，而这些资本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在市场繁荣时期，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两房除了经营自己的传统业务外，也开始大量购入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MBS――“房贷打包证券”，把千差万别的房贷打包，做成各类证券产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给了各类投资机构。

　　从1997年到2007年，房利美购买的其他机构发行的MBS从185亿美元上升到1278亿美元，房地美购买的其他机构发行的MBS从250亿美元上升到2670亿美元。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抵押债券融资市场的变化和投资者心态的波动，这些私人机构发行的MBS信用等级被大幅调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本充足率出现严重问题，这两家“政府资助机构”的股票和债券也都遭到冷落。根据彭博社提供的数据，两家机构截至2008年9月净损失累计达到149亿美元，其在公开市场的融资成本达到历史峰值。另外，自6月底以来，房利美股价已经下跌66％，房地美股价下跌69％。

　　房利美和房地美状况恶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房屋市场的正常运转，进而给本就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压力。如果“两房”资不抵债破产清算，除大量股东和债券投资者受损外，整个美国住房融资市场、房地产市场将遭受直接打击，冲击波还将蔓延到其他信贷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计划向美国两大住房抵押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提供多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提高其信贷额度，以避免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爆发。同时“两房”的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接管两家公司的管理。一旦未来美国政府实现了持有两房80％左右的股份，两房便由私人持有的上市企业变为美国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由于股权过于集中，两房很可能从股票市场上退市。

　　之后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与惠誉双双宣布，把房利美与房地美优先股的评级降至垃圾级。据标准普尔的声明，“两房”的优先股评级将从“BBB-”降至“C”，这是标准普尔在不到两周之内第二次调降“两房”优先股的评级。

　　华盛顿互惠是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成立于1889年，是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拥有雇员约5万人，2007年次贷危机前，华盛顿互惠的客户数量年增长率高达12%。房地产市场下滑一年后，华盛顿互惠银行在次级抵押方面的投资被信用损失、非法拍卖地产及次贷市场中的坏账严重拖累，其价值也大幅下跌。2007年第四季亏损187亿美元，全年净亏损6700万美元，公司将责任归咎于提列16亿美元的税后房贷商誉费用，以及损失准备金上升。

　　华盛顿互惠的问题一度曾集中于次级抵押上，但是现在已经扩展至其他类型的，包括优质抵押、住房股权、商业地产和建筑、汽车和信用卡。以至于华盛顿互惠银行今年第二季度巨亏33.3亿美元，并预计到2011年来自次贷和其他家庭的损失将累计达到190亿美元。在过去一年里，该行的股价已跌去93%。9月初，惠誉把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从BBB降级至BBB-，穆迪也将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长期存款级别由Baa2调低至Baa3。穆迪还将华盛顿互惠银行优先无担保债务评级由Baa3降级至Ba2，而在标普最新的评级中，华盛顿互惠银行债券的信用评级已经被降为垃圾级。

　　在一系列调整措施见效甚微，面临被收购的命运，2008年4月，华盛顿互惠银行已向包括私募股权公司TPG在内的投资者募得资金72亿美元。华盛顿互惠银行2008年6月表示，作为削减成本和恢复盈利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裁减1200多个工作职位。2008年9月8日华盛顿互惠银行撤换了公司最高领导层，老资格的原CEO Kerry Killinger“下课”，取而代之的是纽约独立社区银行前CEO Alan Fishman。9月10日，华盛顿互惠银行在纽交所的股价收盘下跌98美分，报收2.32美元，盘中创下的2.3美元低点，也刷新了公司自1991年1月以来的股价新低。花旗集团和其他几家银行目前正在评估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财务状况，后者持有大量问题抵押资产。有意收购者中还包括西班牙国家银行和富国银行。据摩根大通有关人士透露，摩根大通也准备择机竞购华盛顿互惠银行；该行今年早些时候曾拒绝了摩根大通的收购提议。

　　利率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带来的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证中均已获得广泛认同。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对于利率市场化的促进作用加以解释，利率市场化会使储蓄更有效地配置于高产出的投资项目。Bekaert、Harvey和Lundblad（2005）通过对21个利率市场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后各国实际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1%-2%。然而，利率市场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加大金融部门的风险，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从IMF对1978-1995年间利率市场化国家银行危机的不完全统计情况看（见表1），利率市场化后发生危机绝不是偶然事件，这其中既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健全的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泰国、肯尼亚、智利等发展中国家。有关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大量研究表明。以放松利率管制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常常导致过度信贷等问题，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引发金融危机（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2001：Eichengreen and Arterta，2002；Schneider and Tomell 2004；Weller，2001）。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2001）使用0/1虚拟变量作为利率管制时期和利率放松时期的变量，通过对1980-1995年间宣布放开利率管制的5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与随后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Weller（2001）使用26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月度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更可能发生在利率管制和直接的信贷规模控制放松之后。Eichengreen和Arterta（2002）拓展了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的研究，他们把金融自由化进一步细分为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内部金融自由化和以资本账户放松管制为代表的外部金融自由化。通过对1975-1997年间7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内部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总体上看，金融危机更可能发生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明显增加，并且银行危机呈现出紧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2001；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为此，Caprio、Summers（1993）、Stiglitz（1994）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金融管制比过早进行金融自由化更为可取。

　　自1996年银行间拆借利率放开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行了10多个年头。国内学者对于利率市场化如何成功推进已做了大量研究，渐进的改革方案、合理的推进次序、审慎有效的微观监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熟的货币市场、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等因素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必要条件（马胜杰，2001；周素芳和姚枝仲，2002；许建，2003；黄金老，2011）。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正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已实现“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同时，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市场利率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准市场利率”的货币市场利率对部分实体经济变量已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张辉和黄泽华，2011）。但是，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只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易纲，2009），从国际经验看，审慎有效的微观监管、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等前提条件并不足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我国已明确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之际，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诱发金融危机的逻辑机理，并从各国危机教训中重新审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尚未关注的问题。

　　金融危机史反复表明，银行部门在自由的金融体制下比在金融抑制体制下更为脆弱，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利率市场化为什么易诱发金融危机，本文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在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利率一定程度上存在上限，这使得银行不可能收取高额的风险溢价，对高风险客户的是无利可图的。但当利率上限放开后，银行对高风险客户进行将会得到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项目将会得到必要的银行资金支持。尽管从单家银行看，银行可通过一个充分多元化的组合对冲掉高风险的风险，对高风险项目进行融资并不会增加银行破产的风险。但是，对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即使组合已被充分多元化，但高风险仍会增加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当经济遭受较大的负面冲击或陷入衰退时。而且，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管理银行组合的风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即使训练有素的银行工作人员也很难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使组合充分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后，一些配置不合理的组合风险会陆续暴露出来（Alba et al，2000），一些新形式的风险也会出现。

　　其次，当取消对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后，银行间价格竞争增加，垄断利润逐步消失，银行特许经营权的价值受到侵蚀（Caprio and Summers，19931。也就是说，当银行破产时，其失去经营牌照的成本在下降，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上升。而且，为防止利率市场化后垄断现象的出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经常采取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的措施。一方面，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促进政府采用通用的国际会计准则，从而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于外资银行并不存在隐性担保，将有助于道德风险的降低。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银行准入门槛降低、银行间竞争加剧，银行利润会进一步减少，大量研究已表明准入限制的放松与银行利润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isher and Chenard，1997；Abdelaziz，2011）。银行经理为维持利润的高增长，更有动机去冒险，而不能合理评估风险，过度信贷和过高风险信贷问题很可能发生，并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Angkinand et al，2010）。如果没有有效的审慎监管和监督，那么积聚的道德风险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Minsky（1992）在解释金融危机时提及了三种不同的金融交易——套利、投资和旁氏骗局，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缺乏有效监管，投机行为和旁氏骗局将会成为市场的主宰。

　　再次，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名义利率比在管制的情况下更可能有大的波动。由于金融中介的职能所限，银行需要把一部分短期负债（存款）转化为长期资产（），在名义利率波动比较剧烈的环境下，所承担的利率风险自然会上升。特别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利率市场化后会被明显放大。在利率市场化前，这些机构都受到利率管制的保护。而在自由利率情况下，由于利润空间的收窄，中小金融机构更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Noy，2004），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常常面临财务软约束问题，这些也是美国储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如果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没有一个发达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遇到临时流动性短缺问题将很难处理。Chari和Jagannathan（1988）研究发现，在人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银行，并引起系统性的恐慌。

　　最后，许多国家在放开对利率管制的前后，均放开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国际资本账户的放开使金融中介机构承担的风险进一步上升。由于跨国企业在本地的融资成本经常高于国际市场，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将有利于外资流入国内（Desai et al，2006），银行在国际市场上以外币的形式筹集资金，并贷给国内借款人。在满足国内日趋膨胀的信贷需求的同时，其承担的汇率风险也在上升。Eichengreen和Arteta（2002）对内部金融自由化与外部金融自由化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交互作用对银行危机概率产生正效应，也就是说，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开将会增加利率市场化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放开也常常将汇率风险转换为信用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货币危机经常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原因（Kaminsky and Reinhart，1996）。

　　利率市场化既给予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更多的自，也增加了其承担风险的机会，从而增加了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因素。总体上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在自由的金融体系中会更大。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控制银行的行为，使之合理控制风险。使风险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之前，芬兰，挪威和瑞典的金融体制和中国现行的体制极为相似：通过管制来保持低利率和利率稳定；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天博·体育，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市场；银行间竞争是有限的；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货币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利率管制导致了灰色信贷市场的发展，而且银行经常通过表外业务来满足这些非正规的需求（Drees and Pazarbasioglu，1998）。

　　1978-1991年间，芬兰、挪威和瑞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其金融市场。利率管制放松后，这三个国家的均出现明显增长。一方面，实际负利率、高通胀预期以及允许将抵押利息支出从税收中抵扣的税收体制，激发了居民和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银行为了市场份额陷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大量投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引起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增加了居民净财富，使抵押品价值上升，进一步刺激了信贷膨胀（Jonung et al，2009）。此外，利率管制放松后，大部分资本账户的限制也被取消，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从国际货币市场筹集资金。在四年时间内，瑞典余额与GDP的比例从40%上升到接近60%的水平，芬兰和挪威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芬兰和挪威的商业银行贷存比甚至上升到显著大于1的水平。快速膨胀的影响很快传导到了实体经济，拉动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带动就业率上升，并导致储蓄率下降，经济过热迹象愈发明显。然而，政策制定者只关注了利率市场化的利益，对其引起的短期失衡和危机的可能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政策储备明显不足。由于要维护固定汇率制度，为避免高利率导致更多资本流入，刺激国内信贷进一步扩张。北欧国家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经济过热。同时，财政政策也没有足够收紧，没有起到逆周期的调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际利率大幅上升，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经济开始进入衰退期。实际利率上升既有来自外部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原因。从外部影响看，德国统一后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北欧国家的货币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马克挂钩，德国利率上升对北欧国家的利率构成了较大的上调压力。而且，在1989-1992年间，芬兰和瑞典的央行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抵御反复出现的投机性攻击，上调了名义利率。从内部影响看。税收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税后利率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芬兰对抵押的抵税限制不断增加，提高了偿还债务的税后成本。1990-1991年间，瑞典实行了税制改革，调低了边际税率和抵押抵税比率，提高了实际税后利率。此外，在1990-1992年间，CPI的快速回落导致芬兰和瑞典的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在几年时间内实际税后利率上升幅度远远超过了借款人的预期。

　　实际利率的急剧上升，一方面，对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大量资产价格迅速下滑到抵押价值之下，银行也萎缩到放松管制前的水平，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消费和投资大幅下降，失业率快速上升，经济进入衰退期。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工资和通胀的影响，芬兰和瑞典的货币被高估，1990-1991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部门也遇到了困境。随着税收收入下降、公共支出增加，芬兰和瑞典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急剧上升。最终，在1992年的秋季为了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芬兰、挪威和瑞典央行放弃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

　　北欧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繁荣一萧条周期的过程中，显示了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双重特征。当政府公共预算赤字大幅增加时，芬兰和瑞典甚至遭遇了包括财政危机在内的三重危机。当经济中存在超额需求时，由于资本账户管制的放宽，这些超额需求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国外信贷来满足。这些超额需求在拉动GDP增长的同时，也拉动房地产需求和住房价格上升，银行就此成为房地产市场膨胀和内需外部融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欧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观监管政策不当的原因，也与宏观政策顺周期调控有关。从北欧危机发生全过程看，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点：一是没有强化审慎监管，以防止银行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二是对银行的融资方式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资金外流引发的重大冲击准备不足；三是对信贷和实际利率快速变化的潜在影响认识不足，没有做好政策储备；四是宏观政策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当急剧上升且家庭负债飙升至难以为继水平时，货币政策没有及时收紧；在经济下行时，为了维护固定汇率制又上调了利率，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针对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金融脱媒”危机，80年代美国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了对利率的管制，目标是建立高效率的金融体制、扩大存款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通过改善存款机构的生存状况，建立一个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美国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时的金融基础设施已较完善，但仍爆发了损失巨大的储贷危机，对美国政府和纳税人造成约1800亿美元的损失（Hellmann et al，2000）。

　　《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通过后，美国在6年内逐步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金融机构间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由于中小金融机构信用程度逊于大型银行，只得以高于平均的存款利率和低于平均的利率来吸引客户，导致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储贷机构倒闭数量明显增加。储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储贷机构资产负债的严重错配。在资产方，由于在20世纪60、70年代积极拓展低利率的30年固定利率住房抵押业务，储贷机构持有大量低回报的长期资产；在负债方，储贷机构通过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来争取资金，短期负债成本明显上升。随着利率上行，储贷机构持有的长期、低利率住房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威胁到了机构的偿债能力，储贷机构的总体利润不断下降直至亏损。为应对错配问题，储贷机构把信贷积极投向房地产领域，对于这些的潜在风险却没有给予足够关注（White，1991）。从1986-1989年，互助储蓄业的承保者联邦储贷保险公司（FSLIC）共计关闭或重组了296家银行，涉及资产达1250亿美元。1989年重组信托公司（RTC）成立后，到1995年年中，又有747家互助储蓄银行倒闭，涉及资产近4000亿美元。从1986年初到1995年底，联邦承保的互助储蓄银行的数量缩减了一半之多。

　　储贷危机爆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竞争环境不公平，储贷机构面临财务软约束问题。实际上。在利率管制放开前，储贷机构的经营状况已经十分困难。由于存款利率被管制以及消费者更倾向于把资金存到管制相对较少的银行等原因，储贷机构正在失去存款基础。同时，由于资产负债的长期错配，到80年代中期储贷机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为应对这一困境，美联储对储贷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放宽，储贷机构被允许涉足有价证券等新领域。美联储为帮助储贷机构度过难关，没有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储贷机构的资本金要求也没有严格强化。但是，这些举措导致储贷机构积极从事高风险的商业活动，并且哄抬存款利率为这些商业活动进行筹资，而对于潜在的风险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证明，如果不是竞争环境不公平、储贷机构在财务软约束下从事过多高风险投资，储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将会小很多。

　　20世纪80年代，韩国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的需要，进行了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推进，韩国中央银行通过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新银行进入的方式来增加银行间的竞争，甚至通过窗口指导对利率进行约束以实现金融秩序的稳定（Oh and Park，1998）。

　　但是。1988年世界、经济局势开始大幅震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在酝酿中，全球通胀高企以及美元加速贬值等外部因素潜在威胁着韩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韩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加剧、出口停滞等困难，这些不稳定因素的积聚导致利率大幅上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1989年韩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韩国央行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对利率的管制。韩国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既有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时机选择不当的原因，也有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不彻底、存利率的改革步伐不协调的影响。还与放松金融监管和银行准入门槛导致银行过度竞争有关（韩鑫韬，2010）。

　　韩国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1年，分四个阶段来完成。在第一阶段，短期利率实现市场化；在第二阶段，全部利率实现市场化；在第三阶段，长期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在最后阶段（1997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彻底的全部利率市场化。然而，正当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最后阶段时，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又开始急剧恶化。对于第二次危机的原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不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不足、审慎管理的执行不力，以及不适当的货币和汇率政策被认为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利率市场化诱发金融危机的逻辑机理以及上述危机案例看，利率市场化后历次危机的爆发，既有货币市场不成熟、微观监管不力等共同特点，也与国内外经济环境、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相联。这些问题同样决定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从而对我国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各种宏观政策要有弹性、留有余地，避免顺周期效应。从利率市场化诱发危机的机理看，即使单家金融机构的风险可控，也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可控，这就对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政策不能僵化，要有弹性，使得在关键时刻，政策有操作空间。我国不能重蹈北欧危机的覆辙。如果汇率死盯住一种主要货币的话，那么汇率政策就会失去弹性，汇率政策又会对利率政策产生影响，使利率政策的顺周期效应强化，加大经济波动。

　　第二，市场竞争环境要充分公平，防范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理论和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间竞争会加剧，垄断利润会逐步消失，容易引发过度竞争，加剧道德风险问题，特别是财务软约束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尤为突出。市场公平竞争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财务硬约束，而不是软约束。我国商业银行和现存政策性银行的财务约束不一样，有补贴的机构和没有补贴的机构之间、受资本约束和不受资本约束的机构之间是无法放在一起公平竞争的，这要求我国在利率完全放开前首先要实现竞争主体间的公平。而且，在我国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市场约束并不是十分有效，对存款人的隐性担保还普遍存在，这些因素在利率完全放开后都会加剧道德风险。此外，通过历次危机，我们发现，一些金融机构在出现问题时，往往通过高息揽储或发行一些高收益产品获取资金，以掩盖资产负债表出现的问题。对于如何防范问题机构用不正常的利率进行竞争，我们既要确立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必须具备的硬约束条件，对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暂不给予过大的定价权，同时又要建立健全自律性竞争秩序，通过自律性管理来制约违规行为。

　　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严重，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成因既有历史、文化、地理区位方面的因素，也有和政策方面的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不仅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近三十多年，东部沿海地区受惠于国家采取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改革开放的体制政策优势和全球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局面，形成具有较强外部依赖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在大幅度提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快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国两速”模式，比如1990-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GDP增速高达12.4%，大大超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0.6%和10.2%。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国两速”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逆转，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已经被内陆地区赶超，内陆的湖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江西等多个省份三年来的年均GDP增速都达到了12%-17%的较高范围，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陆经济崛起”〔1〕。

　　为什么内陆地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甚至超越沿海地区的态势？有三方面原因：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是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遇到的最严重危机，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需严重萎缩，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受到严重且深远的影响〔2〕，沿海地区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内陆地区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加快扩大内需、阻止经济下滑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内陆地区。二是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成本差异扩大和巨大内陆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国内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或直接布局，加速了内陆地区投资增长。再者，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而内陆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正进入加速增长过程。正是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08-2011年内陆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沿海地区1.78个百分点，这种态势可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这充分显示，内陆地区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内陆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的主要特征。

　　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域划分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制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最先采用了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改革开放初期的“六五”计划中沿用了这一划分，“七五”计划实行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八五”计划又恢复为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九五”计划重新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十五”计划又回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补充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划分。综观中国经济区划的演变过程，“七五”时期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构成了核心线索，大体反映了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其他时期仅仅作了局部调整或补充，基本框架改变不大。诸多学者针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实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一划分不能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差异所在〔3〕；不能反映各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4〕；将一些具有内部紧密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区域经济体分割开了〔5〕。事实上，这一划分的基础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外经济联系十分薄弱，各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总体上具有内向、封闭的特点，不能反映在当今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背景下各个地区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特点。

　　一个大国的经济区域划分要能够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本文划分的依据包括：（1）以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各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并以此作为区域同质性判断和经济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2）兼顾各个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模式的相近性和相互经济联系。现行中部地区和西部许多省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具备类似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也呈现诸多共性，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联系，应该划分为同一区域。沿边各个省区经济发展则都呈现类似的复杂性，既面临沿边开放发展的机遇，也面临、军事、民族等多因素的掣肘。（3）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各个区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演变趋势。

　　基于以上划分依据，本文提出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新三大区域”方案（见表1和表2）：（1）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等10个省区；（2）内陆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青海、江西、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南等13个省区；（3）沿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和海南等8个省区。需要说明的是，甘肃虽然有一部分很短的陆地边境线，但考虑其绝大部分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与宁夏、山西等内陆省份的经济特征更为接近，因此将其划入内陆地区；海南在传统划分中通常属于沿海地区，但考虑到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其他省区的巨大差距，较低人口、经济和城镇密度，以及发展模式可能的特殊性，将其划入沿边地区。

　　沿海地区由传统的东南沿海省份组成，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繁荣的对外贸易、活跃的民间资本等优势，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区域，经济总量规模大，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口、经济和城镇高度集聚，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地区面临外需骤降的严重打击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抑制，加上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今后，沿海地区虽然仍将是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区域，但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属于优化开发区，需要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继续保持在全国整体格局中优先发展和引领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内陆地区由传统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组成，主要涵盖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属于相对被忽视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最多，工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规模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具有一批综合功能配套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目前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以来，内陆地区获得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危机以来则吸引了大量沿海产业的内向迁移和国际产业投资的直接布局，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沿海地区。今后，内陆地区将是中国宏观层面的重点开发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广阔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保证中国整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

　　沿边地区由具有陆上边境线的省份组成，分别毗邻东北亚、北亚、中亚、东南亚，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较多，人口、经济和城镇分布稀疏，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由于人口总量少和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大，其人均收入水平稍高于内陆地区，整体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沿边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一方面具有在和平时期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军事、、民族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其经济开发的复杂性极大。今后，其各个省区需要充分利用地缘区位和资源特点，综合考虑军事、、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在国家针对性区域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各具特色的沿边开放型经济。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是内陆经济崛起的极核，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内陆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样本。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那些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会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得更好〔6〕。一个国家或地区促进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最佳方法是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下文以成都为例，深入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的比较优势，并初步探索其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川城市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但城市规模结构极不合理，作为省会的成都是唯一的特大城市，首位度很高；相应地，大城市较为缺乏，区域城市化的优先发展现象十分突出。加上成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对四川及周边省区的人才、资本、技术和产业等经济要素具有强大的集聚能力。通过大力汲取各种外来生产要素并与自身要素禀赋相结合，不断实现要素结构的跨越式变革，成都逐步累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要素比较优势。

　　就人力资源而言，成都通过不断汲取累积，具有丰富优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总量较大。2011年成都常住人口为1407.1万人（约占全省的17.47%），人口密度为1135人/平方公里。二是人口素质较高。目前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口达16669人，远高于四川省及全国水平。三是人才资源丰富。拥有各类人才总量已近230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82.46万人，经营管理人才17.64万人，技能人才72.71万人。四是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全省拥有普通高等学校93所，四川大学、西南交大、西南财大、电子科大等高等院校和大量科研院所的聚集使得成都具备高端人才的培养能力。

　　成都属于国家西部战略重点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天博·体育，是成都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和成渝经济区的两核之一，联系和辐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腹地十分广阔，区域市场潜力巨大。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8市，2011年常住人口约4250万人，GDP总值为12581.4亿元（占四川省的59.8%），是四川省经济水平最高、增长最强有力的极核区域，并有条件成为中国内陆地区最为重要的人口、经济和城镇密集区〔7〕。成渝经济区历史上就是一个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有机整体，以相距300公里的重庆和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涉及100多个中小城市和1000多个乡镇，这个区域的GDP总量占西部省区的1/4，有条件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

　　不管是成都经济区还是成渝经济区，虽然地处内陆地区，但都拥有较多的人口数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城镇体系，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既是成都发展可以依托的重要经济腹地，也是成都发展的巨大区域市场。更要强调的是，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以及整体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逐步从温饱型向舒适型和享受型转变，区域消费需求市场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近些年来，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成都的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升级，逐步从以传统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目前，成都形成了具有内在关联、良性互动、重组弹性和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以电子信息产业、医药制造业、物流业和金融业为先导产业，以机械工业、食品工业、文化旅游业、商贸业和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以农业和公品供应业为基础产业。这一产业体系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区域内外可供利用的一切有利因素和条件来促进经济增长，不断将区域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潜力。

　　同时，成都不断加强综合功能和商务环境建设，提升城市地位和影响力，塑造了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成都已成为部级软件产业化基地、国家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部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部级西部大学创业园、部级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和中国服务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城市，截至2013年7月底吸引世界500强企业245家，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领先者。2004年，成都相继被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评为中国内地“极力推荐”投资的城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被《财富》杂志评为中国十大商务城市。2007年，成都又相继荣膺“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和世界银行认定的“中国内陆投资环境的标杆城市”的称号。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于2013年6月6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亦将于今年9月24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可以说，成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品牌。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2011年，国务院通过正式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成渝经济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要求成都和重庆深入推进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共同把成渝经济区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来加快建设。同时，四川省确定了规划建设天府新区的重大发展战略，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努力为成都经济区、四川乃至于整个中国内陆地区造就一个巨大的增长引擎。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探索 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具有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沿海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与路径特征，也具有与其自身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大不相同的阶段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成都为例，虽然具有人力资源丰富优质、区域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环境品牌良好、国家战略与政策资源等比较优势，但也面临着在区位条件、自然资源、能源供给和物流成本等方面的明显劣势。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选择具有鲜明“区位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基于区域外部需求的输出型产业部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说明建立一个开放型经济是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沿海开放型经济的强力带动，才获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目前，成都的对外开放程度在内陆地区来讲属领先者，但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城市，这已成为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的最直接因素〔8〕。理论、经验和现实都说明，成都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

　　由于地处内陆地区，成都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独特路径。首先，要加快推进“双重”开放〔9〕，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际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国际贸易往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扩大国内区际开放，加强与沿海地区和周边城市及区域的经济合作，密切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交流与共享，特别要积极吸引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其次，成都要汲取沿海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充分依托国内市场需求，利用国内经济要素，积极建设内源发展动力，发展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避免陷入“依附型经济”的陷阱。

　　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所做贡献时，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时，称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成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断加速的投资增长，属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10〕。考虑到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和要素特征，成都在近中期内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仍将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一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要注重建设内外通达的快速通道体系，降低区位劣势导致的过高物流成本；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西进，努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沿海企业投资，特别要吸引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和国内500强企业的高附加值项目；三是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创业投资和扩资成长，培育根植性的内生增长力量。

　　从中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成都需要不断培育创新驱动能力，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相结合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于面临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低、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创新资源吸附能力低、自主创新环境较差等问题的制约〔11〕，成都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不断增强引进创新，从引进外资、进口贸易、对外投资等途径汲取资本、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注意制定系统完整的行业技术引进政策，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技术设备的力度。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创新要素汲取能力，尤其要注重创新型企业家这一高级创新要素的催化、占有、保留和集聚。同时，要把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有机结合，通过国际技术引进时加大本地技术创新投入和创建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提高本土企业消化、吸收、集成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和综合竞争的地理层级正在发生从城市向城市区域的明显变化，城市区域正在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舞台。城市区域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结果，指相邻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生产、市场、交通、信息等经济社会网络化联系，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城镇密集分布地区〔12〕。若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个体城市，而没有达到城市区域的范围，将难以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以成都为核心的成都经济区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已经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区域，推进内部空间组织一体化和外部空间联系一体化，逐步形成区域空间网络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全球竞争能力，将是成都获取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超大城市区域，提升经济空间组织一体化水平，基本路径如下。一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消除壁垒，统一规则，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积极创新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技术，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实现全区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二是在市场规则一体化的基础上，大力鼓励企业合作、兼并、收购等微观经济活动，深入推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依赖和协同发展，加快产业深度分工和融合〔13〕。三是遵循区域合作规律，推进合作形式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和全面一体化合作，推进合作内容从以经济合作为主推进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四是尝试在四川省政府指导下，各个城市政府让渡出部分行政权力，建立起城市区域层面的管治机构，真正实行区域一体化治理。

　　在新形势下，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多方面作用。一是树立全球化理念，加快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建设，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心态、自觉接受国际准则与惯例的社会意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便捷的交通通道和畅通的信息网络，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硬件框架。三是按国际水准建设区域中心大城市，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构建多种类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四是在招商引资、对外贸易、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等方面要做好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实施推进工作。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14〕。与沿海一些城市相比，成都的市场化程度不足，行政干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不充分，国有经济比例相对过高。因此，成都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需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经济体制。一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限制地方政府的直接市场，既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尽快实现非特殊国有企业产权向市场微观主体的转移，扭转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局面，又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二是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重点是建立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金融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体系。三是应该充分利用“试验区”的政策优势，争取国家支持进行先行先试，努力获取率先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带来的发展“红利”。

　　〔2〕吴一群，等. 刍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启示〔J〕.东南学术，2009，（1）.

　　〔3〕刘勇. “十一五”时期协调空间开发秩序和调整空间结构的相关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05，（1）.

　　〔6〕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阎星，张毓峰，胡雯. 内陆经济崛起背景下成都经济区的合作与发展〔J〕.天府新论，2012，（5）.

　　〔10〕阎星，等. 改革开放30年：成都经济发展道路〔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34-39.

　　〔11〕王军，潘方勇.“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加快发展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1，（5）.

　　〔12〕张毓峰. 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研究：基于劳动空间分工的视角〔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9-13.

　　〔13〕张毓峰，胡雯，阎星. 转轨时期中国城市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基于劳动空间分工及其协调机制的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危机模式则强调了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经济不平衡模式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新古典主义学派虽然也看到了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却错误地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根源。作者纠正了这种对韩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