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杨凯生昨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是有的放矢的天博·体育。过去我们讲金融风险主要关心的是银行业不良率，现在很多金融产品是跨行业、跨机构和跨监管的，给监管带来更大挑战，我们在风险管控经验和法规上也存在不足。此外，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综合协调也不够。

　　“拿银行不良率来说，2016年底银行不良率是1.74%，是去年四个季度中最低的，同时去年不良的增加额是近3年来最少的，且银行拨备率保持在170%以上。虽然现在各家商业银行年报尚未披露，但我估计利润总计超过2万亿元。因此，银行业弥补消化不良的能力是充分的。”杨凯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昨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实体经济降成本不仅要关注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还要关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而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政府工作报告把它称之为‘制度易成本’。”钱颖一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多措并举降成本，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

　　钱颖一说，虽然制度易成本不是很明显，但可以度量，并且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此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不仅仅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所有这些都会有很多交易成本。”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说。

　　我国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石油天博·体育天博·体育，而在传统领域，如钢铁行业，低附加值的“地条钢”充斥于市，而高附加值的特殊钢却奇货可居。他说，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补这个短板。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用这些新的供给来增加新的需求。

　　常振明表示，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和竞争力更强。”当然，要做到这些只有靠创新。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探底的拐点？厉以宁委员表示：“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这就是说，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们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一直在进行之中，如果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阶段，难道我们的结构性调整已经结束了吗？没有结束。而且即使经济在运行中不是像过去那样有一个V字型下去再上来，或者U型的下去再上来，现在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的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当中来达到新的位置。所以现在已经是处在转型阶段的拐点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2015年已经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推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陈锡文委员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创新。第一，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让它产生更高的效益。第二，要去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创新。我们的农业规模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整体农业规模是偏小的，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比如粮棉油这些产品，和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显得规模偏小、效益不太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实际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以往一般讲的结构调整不同的地方，目的是不同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途径也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要推进两个创新：科技创新、经营体系创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