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研究院、金融时报社联合评出2020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政府债务水平再创新高。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风险再起，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全球失业率高企，消费拉动引擎受损，经济复苏的动力何在？疫情造成全方位冲击，全球经济从正增长轨道转向深度衰退。2020年，全球实际GDP将萎缩4.4%。各国失业率高企，超过95%的国家人均收入，低收入群体受到严重冲击，约有1亿人口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全球减贫进程20年来首次出现。居民信心受损、消费能力减弱，经济复苏之路充满坎坷。

　　第二，全球引发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大跌之后快速反转，创新高的基本面何在？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加速收缩，各类资产遭到全面抛售，价格下跌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历史罕见。美国、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十余国触发熔断或停牌交易。年中，金融市场逐步走出流动性危机。随后上演的是，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深度衰退背景下屡创新高，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之势愈演愈烈。

　　第三，全球开启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创新工具突破传统职能边界，“标本兼治”的良方何在？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推出利率调控、前瞻性指引、流动性支持新机制等一系列货币宽松工具。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超越“最后人”职能范围，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深度扩表入市。各国货币政策在非常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是偏重短期效果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阶段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大规模流动性释放，埋下诸多隐患。

　　全球经济何时真正复苏及复苏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各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与此同时，困扰全球经济增长的难题亟待破解。各国需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防范中产阶层空心化、低收入群体的赤贫化，提升居民收入，重启消费引擎。发达经济体金融业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防范金融资产泡沫。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应重新审视职能边界，不仅要短期救市，还应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长期性问题。

　　展望2021年，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将步入复苏的关键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率先复苏、保持较高增速，区域经贸合作提速，全球经济和贸易重心将向亚太转移。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调控政策、全球治理方面有待深化合作；在探寻新动能、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实现互利共赢。

　　第一，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构筑全球经济强劲动能。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迈出决定性步伐，改善环境治理，提升能源效率，促进“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不断提高人类福祉。2021年，美国或将重返《巴黎协定》；欧盟将投入5500亿欧元用于气候保护行动。未来10年，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达数十万亿美元，规模大、期限长、效益高，将为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创造活力。

　　第二，开放共赢，多边协调机制助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短板，也促使各国重新思考和行动，摒弃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国际秩序，积极投身多边合作，展现责任与担当。15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立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向全世界发出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最强音。世界各国应以多边协调机制为基础，实现全球化与自由化回归，催生新的全球治理格局。

　　第三，科技引领，数字化重塑未来版图。疫情催生“非接触经济”新业态，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转型。远程办公、智慧生活、数字协作，引发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浪潮风起云涌，115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新型产业政策和数字化发展战略，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推进5G与万物智联的数字全联结体系建设，助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快进键”，主动拥抱新技术、新要素，积极塑造新业态、新动能。逆风而起、砥砺前行的数字力量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也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十四五”规划将奠定未来五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基调，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的平均增速，人均GDP在2023年前后超过125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可持续、包容性、有韧性的新发展模式不仅彰显中国智慧，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推动治理改革提供借鉴。

　　回溯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断遭受灾难和挑战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重塑信心与辉煌的历史。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携手前行，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为建设繁荣、稳定的美好世界贡献力量。

　　【事 件】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从2月12日到3月23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MSCI全球指数从581点的高点大幅下挫至384点，跌幅超30%。为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国家迅速出台大规模救助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空前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创历史峰值。

　　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大起大落。一季度，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MSCI全球指数出现断崖式下滑，美国三大股指下跌速度仅次于大萧条时期。为抵御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各国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救助计划，发达经济体直接财政刺激占GDP比重接近10%，主要国家央行直接降息到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全球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带来金融市场大幅反弹，MSCI全球指数又从低点快速回升至630点以上的历史高点，多种资产波动性达到甚至超过2008年以来的高点。

　　未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将不断显现。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救市行动，短时间内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股指反弹并非源于企业盈利和消费者信心的修复，而更多受巨额流动性和风险偏好变化的驱动。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初期困扰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将逐渐演变为偿付能力问题和债务风险。202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率将上升，公司债券特别是“垃圾债券”违约率也将上升，或导致债券市场风险不断积聚。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接近到顶，且高度依赖美元借债，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凸显。过度充裕的流动性极大地降低了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敏感阈值，全球金融市场联动性在疫情后大幅上升至80%，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关联水平，全球金融市场共振风险上升。中长期来看，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已长期处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泡沫、高波动性的脆弱发展模式之中。为化解疫情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活动使当前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经济痼疾进一步恶化。

　　央行角色转变成为全球市场最大的变局。新冠疫情暴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零乃至负利率水平，通过资产购买等手段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多国央行直接入市购买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商业票据等风险资产，从“最后的人”成为“市场最后的坐庄者”。财政与货币政策深度，财政过度扩张配合无上限量化宽松（QE），政府债务迈向货币化路径。

　　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金融波动仍会继续，疫情冲击全球金融市场运行逻辑，也给市场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事 件】202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堪萨斯城联储主办的素有“全球央行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对长期通胀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进行更新，将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

　　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宏观环境与美联储2012年启用2%的通胀目标时已截然不同，一个典型案例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也无法引起物价水平的显著上升。不仅如此，持续的低通胀引发潜在通缩风险还在逐渐加大。实施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可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和当下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不过，此次货币政策新框架能否实现美联储设定的预期效果，仍是一个问号，而且还可能带来副作用。

　　第一，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幅度不大，短期作用不明显。相较原有框架，此次调整既没有引入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直接触及利率调整，而是力求通过引导通胀预期超过2%来间接实现政策目标。金融市场对此次框架调整反应较为平淡也就不足为怪了。自上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开启以来，通胀在大部分时间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通胀超调的预期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

　　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可预见性更强，操作不当或削弱美联储信誉。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虽然明确地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概念，但并未披露该目标制的具体计算公式等更多相关细节。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主观地选取特定时期进行估计，“技术性”地调整出符合美联储期望的平均通胀水平，而原本明确的泰勒规则被可主观调整的新规则所替代。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新框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联储的信誉。

　　第三，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货币政策效用渐弱。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向市场释放充裕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标的进一步扩大至企业债、商业票据等，其行为已超越了“最后人”的职能。为了保证财政救助所需资金，美联储一方面大规模进行国债购买；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低利率降低债务成本。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便与财政政策深度，从而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一定削弱，货币政策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下降。美联储货币政策能否推动美国经济内生增长性恢复，这是在评估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作用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主要国家开启史无前例的宽松浪潮。全球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截至2020年三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增加15万亿美元，2020年三季度创下超过272万亿美元的新纪录。IIF预计，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277万亿美元，金融部门以外的债务将达到210万亿美元。

　　2020年春季后，全球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超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央行突破了其“最后人”的传统角色。在本轮疫情的经济救助中，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普遍采取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措施，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全面扩张。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严重打击，导致全球经济在中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局，人们对“第二波疫情”的担忧日益强烈。未来一段时期，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仍将是扩张性的。

　　从长期来看，超宽松政策将会带来连锁反应，增加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一是政府债务持续膨胀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政府未来偿债负担加重。高负债将导致利息支出/GDP比重上升，使得政府未来偿债能力下降，应对经济再次衰退的政策空间收窄，妨碍后续运用积极的财政措施。各国都面临压低利率甚至引入负利率的巨大压力。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导致通胀走势成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在当前疫情肆虐和经济低迷时期，过度宽松的政策不会马上引发通货膨胀，但会引发社会对超宽松政策常态化的担忧，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层次的冲击。一旦通胀水平持续抬升，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在提高通胀容忍度后仍会陷入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题。利率一旦上升，将触发系统性债务危机，财政状况不可避免将急剧恶化，经济滞胀风险则可能进一步上升。三是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资产泡沫风险可能性加大。全球宽松货币、财政政策虽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但实体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各国实体经济仍在低迷中。在实体经济复苏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货币宽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消费投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金融市场寻求短期收益。这是造成此次疫情后期各国纷纷大幅反弹的一个因素。金融市场出现了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长期性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四是过度宽松政策可能加大道德风险。全球主要国家央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过度使用宽松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在微观上可能增加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容易造成社会对宽松政策的长期性依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总体上看，疫情发生以来，全球货币宽松程度急剧提高，在短期内虽然起到了缓冲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的作用，但从长期看，过度宽松的政策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潜在风险，影响后期的经济发展。

　　【事 件】 疫情之下，传统产业受到负面冲击，而在线办公、网上购物、线上教育和医疗等“非接触式服务”崛起，增强了经济韧性，也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例如，2020年4月16日，数字人民币率先在苏州相城区落地应用，随后在深圳、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内进行了封闭测试。未来，数字人民币还将在上海、长沙、海南、青岛、大连、西安六地试点。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非接触经济”的价值，带动了以移动支付、大型科技信贷、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加速发展。商业银行强化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渠道服务，拓宽线上业务范围，简化线上新发放、续贷和展期流程，放宽线上支付转账限额。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科技平台和大数据风控模型向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同时天博体育，中国率先落地试点数字人民币。数字金融加速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带来了客户服务方式和业务处理的敏捷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将重塑金融生态版图，对银行业提出新挑战、新要求。第一，科技改变用户金融消费习惯，传统银行服务方式面临转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用户消费、支付和理财的习惯，银行客户到店率下降，手机银行成为银行接触用户的主要门户。用户金融需求也趋向个性化、场景化和综合化，银行线下服务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有待转型。

　　第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优势突出，低成本、大规模地触达用户，倒逼银行数字化转型。大型科技平台获客的长尾效应突出，例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各有8亿和12亿名用户，依托平台能够零成本获客，而银行仍面临获客难、成本高的问题。大型科技平台通过支付切入金融领域，全面布局线上线下商业生态圈，抢占客户触点和流量入口，将业务触角伸向信贷、财富管理等领域。大型科技平台通过用户数字足迹进行大数据分析，构建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断拓展线上借贷业务，其门槛低、放贷快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对传统银行借贷业务带来冲击，倒逼银行向数字化转型。

　　第三，银行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竞争压力增大、分化明显。主要商业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惠农、零售金融、便民缴费等领域建立业务优势，这增加了银行业竞争压力，也倒逼商业银行走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之路。大中小银行分化趋势明显。尽管中小银行也加大了金融科技投资，但不同类型、规模、地区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数字化能力差距较大，未来银行业格局将明显分化。

　　第四，数字人民币将重塑支付市场。数字人民币依托可信加密技术能实现点对点、双离线和可控匿名支付，更加经济、便捷和安全，为用户提供了支付新选择。数字人民币不仅能打破第三方支付市场垄断，也使商业银行依靠兑换、管理数字人民币直接进入支付场景，提高零售支付市场份额，便于拓展数字支付场景和开发综合性数字金融产品服务。

　　【事 件】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引发市场恐慌，隔夜LIBOR与隔夜SOFR出现大幅度偏离，3月16日，隔夜LIBOR比SOFR高出82个基点。2020年3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开始发布SOFR后置复合均值及每日SOFR指数。2020年11月30日，美联储理事会等声明，将银行停止使用LIBOR的期限从2021年年底延长至2023年6月底。

　　全球主要货币基准利率在金融市场交易和资产定价中发挥着“神经中枢”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础参考指标，被誉为“最重要的数字”。由于LIBOR操纵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推动全球基准利率改革。LIBOR替代利率改革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已经推进的改革举措看，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LIBOR与替代利率之间偏离的风险。在美国推出的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英镑隔夜平均指数（SONIA）等新基准利率与LIBOR并存期间，金融市场面临较大流动性压力时，有抵押的SOFR等新基准利率和无抵押的LIBOR可能会出现较大偏离。2020年3月，全球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市场波动，LIBOR与替代利率大幅度偏离可以视为一次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

　　第二，不同替代利率转换过程中的风险。由于不同货币在不同主体、不同市场下推进，时间步调不统一，方式、方法有别。在金融机构存在多种选择时，就存在认识偏差、交易产品各自定价的问题，容易引发市场混乱。

　　第三，转换后的全球市场定价体系分割。由于各国基准利率基于各国不同标的、不同信用交易主体的交易价格发布，各种货币之间的利率将不仅取决于汇率，也取决于不同的信用偏差，因此，存在各币种定价的分割。未来各国基准参考利率的发布时间无法严格统一，基准利率之间的转换步调存在差异，极有可能造成跨市场投机和套利行为，金融市场稳定性将受到影响。

　　LIBOR定价中最重要的货币是美元，基准利率转换最大的影响是通过美元体现出来的，这一变革最重要推手是美国。在美元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政策的差异及当时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离岸市场推动了美元国际化大发展，由此也逐步形成离岸美元价格的主导权，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形成倒逼效应。美国在实施基准利率改革后，重新掌握离岸美元的定价权，一方面，将会强化美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会对其货币政策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在SOFR取代LIBOR后，美国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会导致本土资金供求变化及公众金融产品价格的调整，也会直接影响到全球金融产品定价，实际调控效果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SOFR为定价基准利率时，美联储政策利率直接影响本土市场，并很快影响和传导至离岸市场，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更加明显。

　　从国际经验来看，本币国际化存在“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开放”和“离岸市场、离岸定价、市场封闭” 两种不同模式。在离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离岸市场有可能主导该种货币定价权；在前一种模式下，离岸市场对本土市场造成较大的扰动，从而影响到本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后一种模式下，虽然离岸市场也会干扰本土市场，但只要管制措施合理，仍可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由美国着力推动的对LIBOR的改革以及随后各国推出的对LIBOR的基准利率的替代，体现了美元定价权向美国的回归，各国推动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类似问题。而基准利率转换后的后续影响则值得全球金融从业者和各国央行的高度关注。

　　【事 件】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黄金价格持续走高，一度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口，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随后，黄金价格震荡下行，跌幅有所扩大。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美元指数逐渐走弱，黄金价格经历了两次大幅波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大起大落，3月创新高后呈震荡下跌态势，5月下旬以来跌幅逐渐扩大。美国疫情反复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加剧，进一步强化了美元贬值态势，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弱。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波动。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欧美暴发，黄金价格大幅下跌至1451美元/盎司的阶段性低点。此后天博体育，黄金价格一路走高天博体育，于8月达到2075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较3月低点上涨超过40%。危机救助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步落地，新冠肺炎疫苗取得积极进展，黄金作为避险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11月以来，黄金价格波动震荡下跌至1764美元/盎司，较2020年最高点下跌约18%。

　　多重因素导致黄金价格大幅波动。美元指数是影响金价的重要因素。长期来看，美元指数与金价负相关。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多国采取了“封城”措施，实体经济不振传导至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市场恐慌，黄金的避险功能暂时“休眠”，而美元作为金融市场财富基准，在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时，投资者青睐囤积美元避险，造成美元指数暴涨，黄金价格出现急剧下跌。此外，黄金也是大类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疫情下经济活动停滞、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卖掉黄金增补其他市场上的保证金，应对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紧张，导致黄金价格进一步下跌。与此同时，3月美国发生四次暴跌熔断，美联储随即将利率降至零，并推出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动用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等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美国疫情反复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元指数持续下跌，黄金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接连降息，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进一步增加，低（零、负）利率的市场环境成为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关键性因素。然而，黄金价格在2020年8月创历史新高后呈现震荡下行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取得最新进展，金融市场对经济恢复的乐观情绪抬头，削弱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黄金价格下跌在所难免。

　　短期来看，黄金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加之新冠肺炎疫苗临近、美国经济边际好转，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支撑，黄金价格短期将出现一定程度调整。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持续，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为黄金价格上涨提供了可能。此外，财政刺激政策引发的债务问题、疫情下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加、地缘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将成为支撑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事 件】2020年12月24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与英国达成了包括“脱欧”双边贸易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避免了“无协议脱欧”可能带来的高额成本。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起的54个月后，英国“脱欧”谈判尘埃落定，这一协议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

　　在新冠疫情反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英欧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协议。“脱欧”协议的达成将对英欧双方长达数十年的经贸合作带来重大而深远影响。

　　“脱欧”协议的核心是达成“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英欧双方就贸易、渔业、竞争、交通等多领域做出安排，为双方重塑新双边贸易规则奠定基础。在贸易协定方面，双方将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的待遇，避免了贸易成本大规模增加。在此前争论不休的渔业方面，英欧商定将共同协商管理欧盟和英国水域鱼类种群的新框架。在公平竞争方面，一旦双方在既定的领域内出现纠纷，将有独立机构解决争端。在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方面，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并遵循欧盟法规，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继续保持开放。

　　“脱欧”后的英国仍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短期内新规则可能扰乱双边贸易。自2021年1月1日起，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商品贸易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临海关检查，遵守不同的标准和规定。各界对于新达成的协议需要更多时间适应，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受到冲击。第二，英国和欧盟在金融服务领域细节还未达成共识。英国金融机构将不再享有全面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新的协议达成前，部分欧盟金融机构已将工作职位从英国转移至欧盟地区。第三，英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新的自由贸易谈判并非一朝一夕。贸易谈判将耗费大量时间，产生额外成本。新冠疫情的反弹也将增加谈判难度。

　　“脱欧”后的英国将加快“全球英国”步伐，实现多边贸易回归。第一，英国与欧盟有望构建新型双边贸易关系。双方签署的协议关系到每年价值7470亿欧元的贸易额，英欧双方在保持庞大贸易往来的基础上，寻求共赢的合作方式将是众望所归。第二，英国与非欧盟地区有望建立独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政府在英国“脱欧”公投时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概念，摆脱欧盟的统一政策，从而获得经贸政策自主权，“脱欧”后的英国将拥有与更多国家开展自由贸易的机会。第三，英国有望进一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机制。英国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依靠多边机制解决贸易争端，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续改革中贡献力量。

　　经过英欧双方长期协商与力量角逐，英国“脱欧”谈判落下帷幕。“协议”脱欧缓解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成为了英国与世界各国重塑多边机制的良好开端。英国有望迎来全球化与自由化新机遇，谱写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事 件】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2020年3月，央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GHOS）宣布将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Ⅲ）的实施时间推迟一年。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也推出逆周期监管政策，助推实体经济复苏。

　　2010年以来，巴塞尔Ⅲ的推出对全球银行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余年来，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不断提升，流动性状况持续改善，业务结构呈现去杠杆、去同业、去复杂性等特征，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显著提升。为缓解监管政策过快实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巴塞尔Ⅲ的实施设置了过渡期。其中，2010年版巴塞尔Ⅲ多数政策落地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主要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附加资本缓冲、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中央交易对手资本要求、基金股权投资资本要求等政策；而2017年推出巴塞尔Ⅲ（最终版）多数政策的落地时间为2022年1月1日，主要包括G-SIBs附加杠杆率缓冲要求、信用风险标准法（修订版）、信用风险内评法（修订版）、操作风险计量框架、CVA计量框架（修订版）、市场风险计量框架（修订版）、风险底数要求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框架（修订版）等政策。

　　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GHOS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落地时间由2022年1月1日推迟至2023年1月1日。巴塞尔Ⅲ（最终版）的政策多涉及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若实施，会显著提升部分银行的风险密度（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该政策延迟有助于缓解银行体系的资本补充压力，促进银行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复苏。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经济体的逆周期调控力度史无前例，除了将巴塞尔Ⅲ（最终版）的实施时间推迟外，还出台了包括简化部分复杂监管政策实施、放松拨备、留存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要求，强化银行分红和股票回购监管，向银行提供增信或税收减免，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采取纾困政策等系列措施，这些政策对确保疫情冲击下银行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较好地支持了各国经济的复苏。

　　2021年，随着疫苗研发及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疫情对全球银行业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因疫情而放松的监管政策将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疫情环境下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分红派息和股票回购的限制，银行内源资本积累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全球银行业仍将面临资本补充压力。

　　【事 件】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贸易部长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于2012年邀请亚太主要经济体共同参加RCEP谈判，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8年努力、31轮正式谈判，RCEP于2020年末顺利签署，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的篇章。

　　RCEP将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RCEP覆盖了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涉及人口总量达22.7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0%；GDP总量2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区域内贸易总量达10.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4%。RCEP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成功启动，未来将极大促进区域内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根据预测，相比协议签署前，到2025年，RCEP将推动区域内成员国的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增长10.4%、2.6%、1.8%。

　　打破“意大利面碗”，RCEP助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早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缔结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造成了亚太地区经贸网络的复杂化，形成了明显的“意大利面碗”效应。RCEP的签署有效整合了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将打破区域经济的“意大利面碗”，还将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已有的自贸伙伴关系纳入其中，从而可降低自贸协定给各国企业带来的制度性成本，进一步增加贸易创造效应，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RCEP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弥合成员国间的发展水平差异。RCEP各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区域内生产要素完备等优势使得各成员国均可享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货物贸易方面，RCEP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并通过逐步统一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以及技术标准等方式减少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方面，RCEP将放宽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规则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区域内技术、劳动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强化成员间的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在亚太区域内的融合统一。与此同时，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成员国将利用自身经济发展优势，加大对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创新以及技术支持，逐步弥合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

　　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达成近乎零关税安排，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奠定基础。中国和日本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但至今未能缔结双边自贸协定。RCEP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和日本首次在RCEP框架下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巩固两国关系，同时也为后期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取得进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事件】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将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并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的币种和时机。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明显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多项政策开始加速落地。包括提高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额度，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投资的便利性等。在金融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背景下，明晟、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把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标体系，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努力得到国际认可。《规定》的发布将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的要求，方便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汇入，为境外投资者更好参与我国金融市场提供便利，这将持续增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速，叠加2020年国内外经济表现的差异，境外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人民币资产备受青睐。2020年1月至9月，境外机构共持有股票和债券资产共计5.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从外部看，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震荡，欧美波动加大，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上升。近期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出现反复，未来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由于疫情防控到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企稳，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活力增强。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进出口贸易稳中向好。随着经济基本面持续改善，金融市场逐步稳定，股票市场明显回暖，国债收益率震荡上行。2020年1月至11月，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1%左右。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相较于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意愿继续增强。

　　金融开放也对我国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未来，在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便利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的同时，应同步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确保金融安全。一方面，协同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不断完善和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创新风险管理工具，提升金融风险识别、预防和处置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