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经济学家圈学术动态周报：清华经管学院举办第一届时空管理理论和实践论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亨利·克拉维斯讲席教授陈国权作题为“时空论：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新视角”的主题报告。他提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有效性（效能）是时空观念和时空资源的函数，即时空效能方程E=f((t,s),(T,S))，他结合大量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等领域的重要案例，探讨了时空论在领导、管理、冲突、变革、争端、谈判、沟通、解决问题、战略分析、识人用人、人的成长、心理咨询、组织博弈和有限理性等各个方面的应用。

　　清华经管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伟创力讲席教授李宁作题为“生成式AI和组织管理研究”的主题报告。他提出，生成式AI实现了人与AI之间的协作互动，促进了创新和创造力，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分享了生成式AI的研究进展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清华经管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访问讲席教授胡佳作题为“远程工作新视角：洞悉其对工作与生活的影响”的主题报告。她提出，远程工作可以带来社会资本的发展，但也会“过犹不及”带来情绪内耗，从而影响员工绩效，并分析了远程工作对双职工家庭心理状态的影响。（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众号）

　　2023年12月28日，以“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前沿理论、创新实践与未来探索”为主题，中国大学智库论坛2023年年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中国人民大学张东刚、中国传媒大学廖祥忠、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武汉大学党委常务沈壮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发表演讲。（来源：复旦大学公众号）

　　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和养老金融50人论坛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努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23）》《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3）》在本次会议上发布。

　　养老金融50人论坛学术顾问、人社部原副部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基本养老保险以保障参保人老年基本生活为主要功能天博·体育，未来可进一步探讨费率平移、划出保障底线、激发金融创新等优化方向。第二支柱职业性养老金市场规模已超5万亿，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在强制程度、供款标准、税优政策、管理模式、资金虚实等方面各不相同，很难带来长期的高收益，应以“整合为统一的职业性养老金制度”为中长期目标，进一步做实职业年金，搭建年金的转移平台，并从企业年金计划的订立和更改程序、投资决定权及投资管理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职业性养老金计划。最后，胡晓义建议抓紧最后时机，增加战略储备，并把战略储备基金支付使用规则提上日程。

　　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周延礼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应大力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对于构建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意义重大。同时，养老金融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自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以来，我国养老金融发展存在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不及预期、试点优势特征不明显以及养老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和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应积极应用创新技术，加强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完善养老金融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避免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的问题。提高公众对养老金融的认识和参与度，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鼓励个人和企业积极参与到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建设中，增加市场的活跃度和覆盖面。

　　养老金融50人论坛学术顾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演讲中表示，养老金融面临着来自就业率和收入水平、现收现付制度以及资产投资收益水平的三重压力，导致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实施效应相对较弱，建议通过扩大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加强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资金支取的灵活性、优化个人养老金制度政策等方式提高其资产规模。同时，王忠民建议要把握投资的红利时期，鼓励企业寻找风险管理工具，开发新的资产类别，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促进经济资本投入，带来全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成长。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在主旨演讲中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性趋势，将会导致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人口红利衰减等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将相应减弱。周诚君建议从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放开第三产业市场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家庭部门预期，完善养老制度和服务，有效扩大需求并提升相关领域生产率，从而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也为更好应对老龄化问题打下坚实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都与养老金融息息相关，养老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精算、制度设计、金融产品、金融监管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随后，胡晓义、周诚君、顾良飞以及董克用共同见证了《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23）》和《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3）》的发布。（来源：清华五道口公众号）

　　来自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中山大学软件工程学院、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信通院、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广州数据交易所、一财商学院、广东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等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管理、互联网平台的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来源：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公众号）

　　近日，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件“关于第九届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的通知”（国科金发人[2023]90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田轩获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第九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办法》，国家自科基金委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对科学部的优先领域和资助格局、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项目立项、学科发展战略等具有战略性的资助决策与管理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对于保障科学部资助决策的科学性、联系科学部与委外科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田轩，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代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获得者，兼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和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曾兼任深交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委员与并购重组委委员、中国证监会第六届并购重组委委员和世界银行咨询专家。加入清华大学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执教，获聘终身正教授和Mary Jane Geyer Cain讲席教授研究员。

　　田轩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田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课题、四次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年度教授杰出研究奖，2016年获得中国管理学青年奖、2020年获得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22年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田轩的论文两次获得了金融学一流期刊JFE詹森最佳论文奖，多篇论文累计70余次位列全球前1%高影响力论文，谷歌学术引用一万二千余次。

　　2023年12月29日，由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福建省数字经济联盟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协办的“2023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高端论坛”在厦门召开。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联合负责人洪永淼教授简述了汪寿阳教授带领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与厦大经济学科的合作历程，特别是在汪老师的推动下，2019年厦大经济学科和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申请并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计量建模与经济政策研究”基础科学中心，这是中科院与厦大合作的亮眼成绩。他表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议题是基础科学中心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次论坛将成为厦大与中科院探讨今后基础科学中心发展方向的良好契机。

　　汪寿阳教授带来了题为“面向22世纪的13个预测公开问题”的精彩主题演讲。汪寿阳教授类比18世纪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13个公开问题影响了数学学科100多年的发展，提出了22世纪预测科学领域的13个公开问题，以期为相关研究领域指明方向，推动预测科学的发展。

　　汪寿阳教授首先提出人口预测的公开问题。从中国人口相关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出发，汪寿阳教授指出人口问题是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关键点是实现对未来世界与中国人口数、男女比例、预期寿命等关键指标的预测，这需要预测理论与预测方法的创新。

　　接下来，汪寿阳教授基于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度视角，围绕国家数量、各国经济总量、军事实力、贸易往来、科技发展、幸福指数、金融状况以及教育水平的预测提出了8个公开问题。汪寿阳教授指出，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未来上述预测问题的预测对象和研究范式均可能会发生显著改变。

　　最后，汪寿阳教授围绕巴黎协定的1.5度温升控制目标、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以及加密货币这四个重要领域分别提出了四个预测公开问题。汪寿阳教授提出的问题兼具重要性和启发性，他也期待未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在这些预测问题上取得重要研究进展，推动预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技术突破。（来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

　　将时间偏好冲击引入具有递归效用的资产定价模型是解释资本市场典型事实与谜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研究了这一类模型中递归效用的存在性问题，并给出了均衡存在与唯一的充分必要条件。该条件基于一个“稳态参数”，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被分解为三部分，分别对应了贴现因子、消费动态和时间偏好冲击对均衡存在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偏好冲击对均衡存在性的影响取决于跨期替代弹性这一指标：当其大于1时，引入偏好冲击会使均衡更易存在；当其小于1时，影响则相反；当其等于1时，均衡存在与否与偏好冲击无关。最后，本文将该理论应用于一类长期风险（Long-Run Risk）模型中，给出了均衡存在与否所对应的参数区间，为相关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张钧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于2021年加盟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目前担任邹至庄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与WISE双聘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经济学与计算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动态规划相关的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3篇）、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经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来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

　　科技知识的本地化传播和高科技集群的产生密不可分，得到了文献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科技知识如何在科技集群之间传播进而影响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过程却鲜有人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使用新航线作为城市间旅行时间变化的外生冲击，识别同等地理距离情况下，旅行时间变化如何影响基于专利引用测度的科技知识在城市之间的传播。分析结果显示，旅行时间的减少促进了城市之间跨越公司边界的知识溢出，这一溢出效果在那些组建联合投资、互相持股、或形成供应链关系的公司之间尤为显著，但对同一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并无作用。这些影响在彼此距离较远的城市之间、技术储备较多从而知识吸收能力较强的高科技集群、以及复杂程度较高或迭代速度较快的技术类别中效果更为强烈。机制分析表明缩短旅行时间通过促进跨发明人流动，便利信息获取过程，增益隐性知识的溢出。进一步地，该文直接提供了知识传播如何影响新知识产生的实证证据：城市之间知识溢出的增加，提升了创新体量和质量，并使得相联城市的创新在技术空间中同向演进。

　　周斯凡，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中心（CMSA）博士后，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与WISE双聘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学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主持人，目前主要科研成果发表于Management Science，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Research Policy等国际学术期刊。（来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

　　该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发行范围为单一城市且底层资产非地方性资产（货币市场产品、外汇、黄金）的银行理财产品，发现房价增长率越高的城市此类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也越高，从而识别出房价上涨会推高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进而有可能传导到企业的融资成本，最终影响企业投资和实体经济。

　　现有文献关于房价增长对经济的影响集中于讨论两种效应：第一为抵押品效应，即拥有房产的企业有更高价值的抵押品以获得更多从而增加生产经营性投资；第二为挤出效应，即银行增加对购房者提供房贷从而挤出对企业的，以及企业增加房地产投资从而挤出生产经营性投资。

　　该研究探讨了第三种可能的效应：房价上涨会促使家庭增加房地产投资，从而减少对其他金融产品（如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的投资或者对其他金融产品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于是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会相应抬高，并有可能传导到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和实体经济。

　　然而，实证检验第三种效应面临两大困难。第一，房地产市场是地方性的，而大多数金融产品市场（如债券和股票）是全国性的，住在哪里的居民都能参与。虽然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和各地房价的全国性趋势可能在数据上存在相关性，但以此并不足以做出因果效应的推断。为解决这一问题，该研究采用在单一城市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非全国发行或多城市发行），利用房价增长率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两者在不同城市的变化识别因果效应。由于购买单一城市发行的理财产品要求购买者拥有发行城市的银行账户，而开通此账户需要前往银行在该城市的支行，所以单一城市理财产品的发行市场是地方性的。

　　第二个实证困难在于，在某一城市发行的理财产品，其底层标的可能会更多投资到与该城市相关的资产，如该城市的企业股权和债权、房地产、城投债等。而在房价增长率高的城市，这些底层资产的收益率也会偏高（因为它们同时受到地方经济状况的影响）。因此，即便房价增长率高的城市理财产品收益率也高，依然无法验证第三种效应。为此，该论文集中研究底层资产为全国性资产的理财产品。这些全国性底层资产包括货币市场产品、外汇、黄金，其收益率由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决定，不受某一城市地方经济的影响。

　　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为房价增长挤出家庭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提供了家庭层面的佐证。该研究发现房价增长对家庭理财产品投资存在三个效应：第一为前述的挤出效应（负向）；第二为挤入效应（正向），即房价增长会使一部分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转而投资理财产品；第三为投资组合调整效应（正向），即房价增长会使有房家庭的房地产资产（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上升，于是增加理财产品（风险较低资产）的投资以做出调整。该研究发现第一种效应起主导作用。

　　该研究进而对挤出效应的两个渠道提供了实证分析：第一为首付渠道（短期渠道），近一年内曾经购房和提高首付金额会挤出当前的理财产品投资；第二为房贷渠道（长期渠道），因为房贷利率一般高于理财产品收益率，背负房贷的家庭（不论已偿还多少）更倾向将收入用于偿还房贷而非投资理财产品。

　　张烁珣，现为四川大学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2002-2006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数理金融学专业，获数学和经济学学士；2006-2011在美国得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系就读，师甘犁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银行学，家庭金融学，应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来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商学院）

　　仲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统计学学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来源：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公众号）

　　1、中国不缺钱，缺的是能够成为“资本”的钱，这就不是简单的金融改革问题了，诸如产权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中央金融工作会指出我国缺少“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是一个稍有些偏形容词的概念，说的是需要有长期干下去的耐心的资金。什么资金有耐心？属于自己的钱有耐心，愿意冒险的钱有耐心，从银行借的钱则缺乏耐心，那种钱，今天借，明天就要投入，接着就要发财，赚了钱之后就要归还银行。这种钱当然没有耐心。”

　　2、世界经济在国际多极化的前提下形成了板块化。所谓板块化是世界经济以若干核心国家为主体形成了若干个内部交往比较紧密，但跨板块之间有较大交易成本的新格局。具体来讲包括以美国经济为核心、以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为核心和以中国经济为核心的带动着周边东南亚、东亚国家三个板块。三个板块经济周期是不同步的，且非常明显。

　　3、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吸收精华的拼盘，不是说它讲政府重要，讲市场很重要，就把政府和市场结合在一起，不是这样的。我们经济发展的本质最终结果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你的生产结构要不断提升。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基础设施，还有各种制度安排的结构也必须不断完善。所以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变成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的一个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各种结果的决定因素，还有它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原来有一个结构主义，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

　　4、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讲，我们要分清楚，当前的问题到底是我们那些长期存在的内部的问题造成的，还是外部的问题造成。我认为更多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

　　我们之所以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过往比较慢，是国外的经济增长缓慢导致的。最主要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慢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5、要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最根本的是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在整个20世纪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者，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试图采取各种政策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我认为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美国大概就会心悦诚服了。

　　6、如果一个技术只有美国独家拥有，我们确实是要用先进举国体制来攻关来突破。但如果这个技术不仅美国有，其他国家也有，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我们的稳定，保持我们的发展，开放我们的市场。在这种状况之下，其他国家要维持自己的稳定、自己的发展、自己的就业，同样要跟中国保持好关系，才能够利用中国的市场天博·体育。

　　7、政府的作为有一个边界，它的边界就是在市场有效的地方。市场失灵的地方，帮它恢复到市场有效。如果小于这个那就变成不作为，多于这个有可能又变成了乱作为。

　　8、对待西方，一定要有平视的态度。平视意味着不要总是抱怨和指责对方；也不是俯视，抨击对方什么都不行。平视就是对等的，在某些情况下也要学会去理解对方。比如，美国说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吃亏了，但中国则认为，你怎么能吃亏了呢？你看我们卖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帮助你消费等等。你反过来说一下行不行？你说我理解你，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移民的问题等等。如果按这么一说，不就是站在了更高的道德高地上吗？而不是简单地说，你这样做就是坏的。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一定要学会理解不同的国家。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做大国，必须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

　　9、很多人老是希望大水漫灌，但这不适合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保证财政空间的可持续性，因为未来我们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把结构进行全面升级，使得风险在短期得到很好管控。所以，财政政策依然是要有保有压的，要根据具体情形来适度加力。

　　10、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既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也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从而改善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解决可能的协调失灵问题，将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循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更好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推动经济主体形成一致预期，促使各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防范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

　　11、金融特别是支持科创产业发展，通常都是以非常夸张的方式。这个过程中几家欢乐几家愁，其本质，在实体经济层面，是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产业，在金融层面，则是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暴力式再分配。

　　12、我们在谈金融支持创新的时候，宏观上要有接受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和出现大量泡沫的准备。换言之，上市公司的损失和的泡沫，固然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它们给高科技行业带来了大量新的资本，泡沫散去，尘埃落定，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新兴产业迅速产生。

　　13、有些学者非常重视比较优势，说只要落后国家我们有比较优势，我们就能够逐步地追上去，非常地乐观。但是没有注意到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你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也有比较优势，而你的所谓比较优势是初级要素：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这些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天博·体育、技术，特别是非常重要的创新能力。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收入提高了，你的比较优势就丧失了，不是永远有这点比较优势的。如果你丧失了比较优势，你又没有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那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在我看来，比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落后国家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后发优势。就是你落后，但是你可以用比较快的方法，用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地去学到其他先进国家已经创造出来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开放式的引进消化吸收学习等等，使得发达国家已经创造出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到你的国家中来，有一个词叫做知识的外溢。

　　14、未来的增长还是在于体制性剩余，就是体制禁锢在那边的劳动、资本、土地，只要进行改革经济就会增长，因为它是存在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中位数5.5%是没有任何问题，低一点，5%保持住，高一点6%都没问题，如果2024年开始改，未来11年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最后也有一个结论，不改革经济增长潜能就释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