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体育金融行业动态分析十篇作者简介：郑兰祥（1965―），男，安徽凤台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运行与管理。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消除这种差异，必须加快在各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由于产业转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因而资金要素是实现产业转移目标和提升产业转移绩效的关键。由于金融支持的力度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呈正相关，所以金融生态环境是产业转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是指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上反映了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之间资金、信息的科学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产业转移风险。

　　近年来，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的文献较多。郭伟（2007）分别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对武汉市和上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作出量化评价并做对比；陈学华、张文政（2007）以井研县近10年来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和经济金融发展情况为基础，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变化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欧阳宗旨、常庆（2009）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1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考察；胡滨（2009）以黑龙江省13个地市为例，采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法，评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这些研究只是对局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单纯考察，未能与产业转移相联系。尽管有些学者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如张荣刚、梁琦（2006）；也有些学者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必须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如吴成颂（2009）；但这些研究只是定性的逻辑分析，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持。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将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产业转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1、分析对象。2010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简称示范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部级战略层面的产业转移区域性规划。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作为长三角产业发展共生圈的组成部分，既是长三角城镇体系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沿长江经济带中发达地区进一步扩张延伸与带动发展的纽带；它依托相对政策优势，集聚国内外发展要素，加速规模扩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结构升级，进一步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可见，示范区在我国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适合作为考察对象。

　　2、分析思路。为了对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需要收集各个渠道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形成数据集，然后选取相关指标，以此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因子和聚类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得到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思路可以用下图表示。

　　3、分析方法。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这需要建立多指标、多层次的考察系统。其中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几何移动平均法最为常用，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点，即选取权重时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使结果有偏。在研究结构复杂的层次系统中，也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但它在赋予各层次因子权重时也带有较大的非客观性。相比之下，属于降维方法的因子分析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因子分析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为同类，这样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从而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其最大优势是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主观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来确定，这避免了人为确定权重的随意性，使结果唯一且较为客观。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聚类分析的原则是根据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相似性，不同类中个体差异很大。本文采取的是样本聚类（Q型），是对事件进行聚类或者是说对观测量进行聚类，是根据被观测对象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

　　1、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了示范区10市（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和六安）2009年区域经济的横截面数据。模型选取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5大类要素计18项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考察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占人口比例选取的是2008年数据。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2.因子分析。由于原始数据量纲不一致，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保持指标一致（除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外的指标均可以视为正向指标），需要对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取倒数的方法。因子分析要求指标数目远远超过样本数目，由于样本数目不足，本文分要素运用因子分析法。首先利用相关矩阵对各要素进行因子提取并计算因子得分。表2给出了因子分析的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公共因子的选择标准为特征值大于1。其中，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都只需要提取1个公共因子，而社会环境需要提取2个因子。可以看到，方差贡献率比较可观，能够反映大部分信息。另外，经过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已经发生变化，但累积方差贡献率并没有改变。

　　在一个因子情况下，要素得分即为因子得分。在两个因子情况下，需要根据方差贡献率赋予权重，构建层次得分函数。

　　最后，以经济基础、政府行为、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要素得分为主要对象，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1个因子。由于方差贡献率达到85.952%，所以该因子得分即为最后的金融生态环境得分，降序排列结果如表4所示。

　　3、聚类分析。根据以上因子得分，可以对示范区10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取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联接，度量标准区间选取欧式距离平方，标准化方法为Z得分，聚类范围为2―4。聚类结果表明：合肥单独一类，芜湖、马鞍山、铜陵属于一类（铜陵较为特殊），安庆、巢湖、滁州、六安、宣城、池州属于一类。

　　4、实证结论。示范区各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存在很大差距，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市与较差的地市之间差别很大，导致区域间金融业务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差异较大。一般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较好，经济落后地市的金融生态较差。金融生态环境得分示意图直观反映了这一点。整体金融发展状况排名靠后的地市，基本上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缺乏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市在某些因子上得分却很高，这说明其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

　　除合肥外，金融生态环境总体水平都不高。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位，超过北部沿海区域内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天津。在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地处内陆，而且金融基础较差，示范区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1、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中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安徽近年来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金融业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不尽理想，增速相对于经济增速偏低。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银行“难”和企业“难”。研究表明，银行资金配置受经济环境特别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像安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对较低，金融业也处于初始阶段，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对金融资源总量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仍是当前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佳切入点。这样，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信贷有效需求，带动银行配置资金总量的扩大，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真正解决经济金融发展不和谐问题。

　　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质量。由于在处理相关金融问题时地方自由裁量度较大，金融纠纷案件诉讼和执行周期长、成本高、效果差等问题，给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带来了极大困扰，阻碍了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执法的权限范围内，应尽可能解决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平衡维护市场原则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首先，适当减少行政干预，增强金融部门独立性，实现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走出“小金融”圈子，树立“大金融”意识，将主要职能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其次，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机制解决其供给问题，政府的推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地方政府要从社会整体资源长期配置的角度看待金融系统资金使用问题，强调对金融机构权益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涵养。最后，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发挥地市相对优势，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城市竞争力，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3、稳步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细胞，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微观基础，企业治理机制的健全与否，决定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财务制度，使企业能够紧跟市场形势。而企业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治理机制，明晰产权结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要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强化信用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银企关系，提高企业偿还银行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信用形象，争取银行支持；此外，各企业应主动和银行对接，规范各类财务报表，塑造自身重诺守信的新形象，努力提高信用等级，依法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扩大银行投放空间。企业负责人要注重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信贷政策，掌握金融产品和资金市场运作规律，遵循信贷管理和其他各类金融服务产品的运行规则，为自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4、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推进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必须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与评价体系，建立政府监管部门、金融、商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信用监督及失信惩戒机制。一是突出信用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地位，继续深入开展诚信宣传，积极培育企业资信评级市场；二是逐步建立独立、公正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信用担保机制，注重增强信用担保基金实力，充分发挥信用扩张效力，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切实解决难问题；三是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充实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增强信用信息透明度，充分发挥其在提高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水平、便利企业融资、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坚实的信用基础。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加强政府和司法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信用环境。

　　［8］ 张荣刚、梁琦.催化・搭桥・根植・外部性――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J].生态经济，2006，（04）.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实体对于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使得最优金融结构应与经济实体结构相适应。金融结构的演进存在一定的内生驱动力，法律环境、制度乃至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都会对金融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内生动因可能使金融结构趋向最优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导致金融结构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抑制经济发展。现实中金融结构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例如美国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替作用于金融结构；德国、日本在一定历史时期，金融结构呈现动态演进，螺旋互动（姜海川，2006）。本文分析金融结构指标，通过金融结构内生性原因，归纳金融结构动态演进过程，最后为金融结构理论发展提供建议。

　　金融结构分析指标是衡量金融结构模式的重要标准，分析金融结构动态演进过程，首先要选择观测的指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将金融结构分析指标分为两类：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

　　金融结构的数量指标是指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类指标一部分是以某一具有代表性数据为依据，例如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它是戈登史密斯衡量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指标，用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表示，该指标反应了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与金融发展状况；另一部分指标综合了几个维度，刘五仁（2002）为丰富新兴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引入市场和制度与变迁因素，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构建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 Structure Soundness Index)，即FSI = ωFIi FIi +ωFlni FIni +ωFMi FMi +ωFCi FCi，金融工具指数（ FIi）、金融机构指数（ FIni）、金融市场指数（FMi ）和金融制度指数（FCi）的加权平均数，他认为金融制度、机构 、工具 、市场是金融结构客观存在的四要素。

　　金融工具使得储蓄与投资职能分离，不同的金融工具克服资金运动中不平衡的方式不同；金融机构是指全部金融资产中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融机构资产在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中的分配等，不同的金融工具类型以及金融机构资产份额使得金融结构存在差异。

　　白钦先（2005）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劳平（2005）认为金融结构的核心是融资结构反映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相关系及量的比例，通过金融市场中资产业务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金融机构的分析指标。

　　赵胜来（2005）将信用制度定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制度安排。他认为信用是客观存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资本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银行和金融机构等中介在信用制度安排不同使得对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应包括对其信用形成和信用构成制度的考察。

　　金融监管机构的集中度和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对金融机构的效率、稳健性产生影响（刘锡良，2017），而即金融结构的变化也会调制相应的金融监管模式（巴曙松,2013）。目前全球监管机制趋向于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即在解除利率控制、限额、业务范围限制，以及对特殊手段的使用限制和国际间资本转移控制（赵胜来,2009），这将对金融结构产生影响，金融监管制度应成为金融结构分析指标。

　　李健、贾玉革（2005）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

　　由于数量指标的指标的微观数据缺失使得数量指标的可得性较差，另一方面数量指标计算方面较为复杂，对于质量指标而言，不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往往存在一定主观性，评判起来不够准确。随着金融创新等金融科技发展，金融结构呈现趋同发展，使得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更为复杂，金融结构界定更为模糊。

　　在金融领域，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金融结构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结构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那么金融结构因何而变化?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总结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两类因素，一类因素与金融结构动态演进互为因果关系，螺旋发展；另一类因素单向影响金融结构，一定程度上会使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

　　林毅夫（2009）、张成思（2015）从最优金融结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实体中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内生决定于产业结构，高收入国家多数是依靠大量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发达产业，其风险分散要求使得金融市场在发达国家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中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其产业风险低，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凸显，所以发展中国家以银行为主。而产业结构同时受金融结构影响，金融结构转变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范方志，2003），宏观上不同金融结构功能影响产业升级，中观上金融结构影响产业聚集，微观上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家精神”、企业融资约束（钱水土，2010）。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产业结构，同时产业结构影响着金融结构。

　　La Porta,et al.（1998）提出法律制度决定金融结构差异，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权益者的保护程度，股票市场更加依赖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法律体系有利于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的良好运作，提高金融服务的总量水平和质量，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Levine（2000）利用跨国数据，分析普通法系有利于直接融资的发展，因为其对市场投资者的保护更强；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则强调保护银行债权人利益，因而更倾向于银行主导体系。而经济实体发展对金融服务要求不断深化会诱发法律、金融制度创新（Lin，**），法律制度与金融结构变化是相互促进动态过程。

　　随着一国收入增加，经济发展对银行变化的敏感性会降低，对股票市场变化的敏感性会增加；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研究还发现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导致低收入水平（林毅夫、徐立新，2012），银行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大，银行业的金融深化会伴随着贫困程度的下降（华桂宏，2016）。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特征关系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排（袁志刚，2014），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金融资产总量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当一国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金融资产需求增加，对金融结构率产生促进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银行为主的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变迁，当一国青年人口或老年人口较大时，金融资产需求减少，对金融结构率产生抑制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证券市场为主的向以银行为主变迁（侯熠，2014），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储蓄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倾向的金融工具不同导致的（夏淼，2011）。

　　Chuck CY andSolom on Tadesse （2006）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文化在金融体系结构的形成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学者陈雨露、马勇引入社会信用文化这一影响因子，发现对社会信用文化金融结构的选择均有重要影响，表现为在一个信用文化趋于“更加信任”的社会，金融业经营的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同时，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关系越强，那么这样的经济体更倾向于选择“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确定经济结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高层的信仰自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比如，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金融抑制的国家往往会采取限制银行业准入、控制利率、干预银行等政策。这可能使得金融体系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

　　因素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银行体系上，政府一方面监管银行，一方面依赖银行进行融资，当债权人受损时，政府为了获得债权人的支持进而分摊损失，这些冲突造成银行业的不稳定和信贷不足，同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

　　从金融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来看，一国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金融 监管政策。而一旦一国的金融结构模式形成，就会存在路径依赖。现代意义上的两种典型的金融结构类型最早形成于欧洲。由于英国和法国对金融危机事件的不同反应和由此形成的监管传统，导致了两种差别很大的金融结构类型即以市场为主导的英美模式和以银行为主导 的德日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是由历史因素促成的（赵胜来，2009）。

　　在凡勃伦的理论中，金融企业家的行为是导致金融系统演化的原动力。他认为金融企业家的行为受到两种的驱使 :一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二是，追求金融系统稳定。前者促使他们努力寻求各种新的途径以扩大货币收入，后者则导致金融市场趋于集中，并由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垄断和控制（刘湘勤，2007）。

　　以白钦先为代表的国内学者首先分析金融结构的演进，提出金融结构的核心是融资结构，一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相互关系作为金融结构分析指标，归纳出金融结构是低级到高级、由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动态演进。姜海川（2006）从法律制度角度分析金融结构的演进过程，他以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相关法案为基础，发现不同金融结构国家经历相似的金融结构演进路径，即他们都经历过间接融资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他认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螺旋发展过程。李超（2015）、侯熠（2016）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的变迁，当一国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金融资产需求增加，对金融结构率产生促进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银行为主的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变迁；当一国青年人口或老年人口较大时，金融资产需求减少，对金融结构率产生抑制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证券市场为主的向以银行为主变迁，老龄化背景下，金融结构将可能由银行主导型向着金融市场主导型方向变迁。 刘湘勤（2007）提出金融工具创新是推动金融结构变迁的动力，通过分析美国金融结构变迁发现金融工具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

　　内容摘要：本文设定了金融生态系统指标，并通过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了我国碳排放量和金融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内部调节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有较大的相关性；内部调节指标与碳排放量形成了良性循环；金融生态环境指标只单方面受碳排放量的影响。

　　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加速完成重工业的挑战，同时也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减排量已发展成为“碳货币”，碳金融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不仅为我国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而且将为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生态系统”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研究金融生态系统不仅有利于了解金融体系的运行及其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为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提供了基础。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减少碳排放，离不开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金融机构的运行方式及运作效率又是建立在健全的金融生态系统基础之上。因此碳排放的减少离不开金融生态系统的有效运作。而碳排放量的减少，生产效率的提高必定促进金融生态系统进一步完善。因此研究我国碳排放与金融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使二者步入相互促进的良性轨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但是，目前学者们仅在碳排放与金融生态系统两个领域独立进行研究。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地描述低碳经济的全球形势、发展前景等相关问题上；而将两个领域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将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对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相互间深层影响机制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国化石燃料消耗所排放的CO2占全部CO2排放量的95%以上。煤碳、石油、天然气是最大的化石燃料消耗，利用这三种化石燃料估计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为：

　　本文金融生态系统指标体系建立参考韩廷春、周佩璇（2010）的指标体系建立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

　　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功能是指当金融系统出现失衡时，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等自我调节使金融主体及其外部环境自动达到新的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离不开金融主体的行为状态。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主要由银行这类中介体系构成。因此本文选取银行业的相关指标来建立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调节指标体系。

　　金融生态系统的外在调节功能是针对市场内部调节机制存在着自发调节无法克制的缺陷，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维持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对两个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权重（分别为95.85%，4.15%），生成信用环境指标X7。

　　3.法律环境（X8）。对法律环境的测度使用较多的是主观赋值法。本文采用经济结案率和律师事务所数量的增长率指标。

　　对两个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权重（分别为63.48%,36.52%）生成法律环境指标X8。

　　本文选取1998-2008年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能源年鉴》。

　　表1可以看出拟合优度系数为0.79，反应了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线性关系。Integration的T值较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原因包括：我国利率政策是外生变量，政策制定过程与实际经济的脱离使碳排放量对外部调节的反应非常有限；央行投放M2的过程中缺乏预见性，不能有效地引导企业节能减排。

　　剔除Integration后，模型拟合优度为0.7，比原来有所降低，但均通过了检验，说明剔除Integration后的模型更加合理。

　　表2表明我国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内部调节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相关性分别占总相关程度的54.31%和45.69%。

　　1.ADF检验。表3得出X1、X6、X8和Y是非平稳的，因此对其进行一阶差分或进行增长率处理，使其成为平稳时间序列，经过上述处理后，产生一组新的变量分别为X1、X6、X8和Y。对新变量进行ADF检验，所有变量皆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2.格兰杰因果检验。碳排放量与内在调节指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4对内部调节指标三个分指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创新能力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银行传统金融中介功能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大大降低。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兴起和碳金融的迅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大力开展碳金融业务。金融创新为我国节能环保型企业及项目提供了有利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促使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碳排放量是金融竞争度的格兰杰原因。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政府主导着金融资源的分配，因此非国有商业银行较有政府背景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更加灵活地针对市场需求开发新业务。此外，我国节能减排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低碳经济项目科技含量较高。中小企业低碳经济项目的这种特点与非国有商业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战略高度契合。因此低碳项目促进非国有商业银行业务的扩展和金融竞争度的提高。

　　碳排放量是金融开放度的格兰杰原因。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我国在CDM市场前景广阔，外资银行更愿意在我国开展碳金融业务。此外CDM项目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而国外银行在发展碳金融方面技术及经验上的优势进一步推动了外资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的合作进程。我国的金融开放度也随之提高。

　　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5对金融生态环境三个分指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金融生态环境的三个指标都不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这些因素对企业开展节能减排项目的促进也非常缓慢。另外，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要素在我国发展还不健全，不能有效地鼓励企业从事低碳经济活动。

　　碳排放量是金融生态环境的格兰杰原因。我国和发达国家在减排上的共同利益，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但这是建立在一个国家良好的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律环境基础上的。因此，低碳经济活动在促进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完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有较高的相关性。碳排放量与金融生态系统内部调节指标和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相关度分别占总相关度的54.31%和45.69%。碳排放量与外部调节指标的相关程度不明显。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内部调节指标与碳排放量形成了良性互动。金融机构创新能力能够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碳减排产生的利润也促使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和开放度。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说明在碳金融市场上，碳排放的减少归根结底要靠市场的力量。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标只单方面受碳排放量的影响。节能减排项目上要求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迫使我国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但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我国目前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还不能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

　　央行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动向，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外部调节对节能减排的引导作用能够充分发挥。

　　我国要依靠市场力量来促进节能减排。政府对制定节能减排标准，并对执行情况严格监督来制造市场需求。减少干预实体经济对碳减排指标的实施，使金融资源充分流向效益好的节能减排企业和项目。

　　政府要主动完善以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律环境为代表的金融生态环境，不能被动地适应经济活动的要求。加速金融生态环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从事节能减排，提早实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构成通过比较自然生态系统和金融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金融系统的分支，航运业的金融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的系统，通过与生态系统和金融生态系统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简要的得出航运金融生态的组成结构图，我们可以对航运业中金融生态系统的要素关系进行简要的分析：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包括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航运金融生态环境两大部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中的生产者，主要包括各类航运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如各类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等，它们将资金从没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手中导入有生产性用途的航运企业手中。作为航运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主要包括航运、港口以及相关企业，它们通过船舶融资、融资租赁、IPO上市等方式获得资金，并将获得的资金运用到运输生产服务中。作为金融废弃物的分解者，主要指金融中介和监管机构，航运金融的发展，需要保险经纪、保险公估、法律服务、会计、船舶检验等各类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以保证航运金融生态链的顺畅运作[3]。在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因素中，外部经济环境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等方面内容。法律制度环境是指航运金融运行所依托的法律和制度。创新环境是指为适应航运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对制度安排、业务品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变革和开发活动，它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航运金融离不开信息、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如航运企业在资金结算、管理等方面需要银行业提供较好的技术、信息服务等。另外，航运金融业是涉及航运、金融、法律等多方面的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基于自然生态和金融生态的组成结构，我们建立了航运金融系统的生态结构图，在这个生态结构图中，存在各种要素与元素，这些要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包括上下游的关系、平行关系以及间接的联系等。为了揭示立航运金融生态的运行机制，本文尝试从生态圈的角度建立航运金融生态圈，如图2所示，外圈表示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内圈为航运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外圈的航运金融生态环境包括了外部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创新环境，技术、信息、人才环境等，这些都是航运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内圈的航运金融生态主体结构表达的是航运金融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循环关系，反映航运金融主体内部各层次之间的协作关系。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航运金融环境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生态圈，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依存性。航运金融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各自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作用，系统才能发挥有效功能，然而在航运金融生态系统中，系统是否协调取决于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是否结构合理、大小匀称、功能配套。

　　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判别模型航运金融生态系统是否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取决于航运金融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发展水平与金融生态环境是否和谐。从国内外的既有文献看，多集中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金融生态系统和谐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借鉴和谐系统理论[4]，对航运金融生态系统的和谐性进行分析，首先是对航运金融产业生态主体的和谐性进行判别，主要是对航运金融生态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判别，判别标准依据设定的和谐判别区间，若未通过此判别，则判别结束，认为航运金融系统是不和谐的，若通过判别，则还需将航运金融生态主体系统和航运金融生态环境系统进行和谐性判别，从而得出航运金融生态系统是否和谐。为了描述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各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我们采用和谐度值来衡量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本文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进行评价。和谐度的测度依据系统是否根据时间变化，和谐度的测度分为静态和谐度和动态和谐度的测算两类。（1）静态和谐度。和谐发展是一个内涵明确而外延不明确的模糊概念，因此，可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概念对其进行描述[5]，隶属度变化规律可以通过隶属度函数来反映，和谐度函数公式如下：（式略式中：US为静态和谐度；x为观测值；x为和谐值，可通过建立回归方式求得；s2为方差。实际值越接近和谐值，静态和谐度就越大，说明系统的和谐程度就越高。静态协调度反映了系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和谐程度。两系统之间的静态和谐度计算公式为：（式略）式中，u(i/j)是i系统对j系统的静态和谐度，是i系统的观测值xi与j系统观测值xj要求的协调值的接近程度；反之，u(j/i)是j系统对i系统的静态和谐度。就两个系统而言，静态和谐度Cs(i,j)和系统和谐状态如表1所示。（2）动态和谐度的测度。动态和谐度反映的是两系统相互协调发展的程度，公式为：（式略）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地区金融稳定运行和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外部变量，极大地影响区域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多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是经济基础、社会信用、法治、政府行为等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可实现金融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其重要性日益得到理论界和金融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日益深化。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选取方面。蔡则祥、刘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宏观角度测算对长三角25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运行效率进行了测算，系统分析了金融生态系统环境运行的总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纯规模效率。谢太峰、王子博从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基础设施三大方面对京沪两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向琳等通过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衡量指标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剖析了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得出地区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与当地居民的培训与教育程度是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变量。邓淇中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6―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进行了评测和比较。周炯、魏佩佳也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对31个省市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各异，研究的地域范围分别集中在省域、区域和全国范围，因此得到的结论也不一。本研究认为，不同研究视域范围的金融生态环境，其评价指标应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从而更能综合反映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出发，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考虑指标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可获得性。在综合考虑了指标的上述性质及获取难易程度等因素后，结合周炯、魏佩佳、陈雁云、刘晔的研究，本文分别选取了反映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水平、政府干预与政府治理、社会信用与人口素质四个方面18个指标的横截面数据，以长三角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研究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之一的因子分析法，它的核心是用最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并可以消除指标的线性相关问题。在数据处理方面，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表Xi=（Xi-X最小值）/（X最大值-X最小值）；逆向指标X=（X最大值-Xi）/（X最大值-X最小值），标准化的数据消除了不同量纲的影响。

　　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25个城市和地区，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3》、《上海统计年鉴2013》、《江苏统计年鉴2013》和《浙江统计年鉴2013》。

　　本文采用了SPSS20.0软件进行处理，KMO检验得分0.817，Bartlett’s Test检验伴随概率ρ为0.000，因此原变量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等，按照设定的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结果表明前3个因子变量的特征根均大于1，提取3个公共因子替代原来18个指标，方差经极大值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7.920%、20.521%、和9.928%，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369%，说明前3个因子变量综合包含了18个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足够信息（表2），所以选取3个公共因子对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系统评价。

　　（1）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因子载荷矩阵旋转成份矩阵表显示，因子1基本涵盖了第三产业占比、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货物进出口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金融业从业人员数、财政对科学技术支出、财政对教育支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12个指标，可以概括为发展与信用因子。因子2涵盖了地区人均GDP、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预算内财政支出/GDP、财政缺口（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收入）4各指标，可概括为收入和政府治理因子。因子3只有金融机构总额/存款总额一个指标，可概括为金融效率因子。他们分别指代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效率、政府治理和社会信用这四大类指标，这些因素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2）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结果。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三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F。各地区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F=因子1？鄢0.5792+因子2？鄢0.2052+因子3？鄢0.09928，计算结果见表3。金融生态环境因子综合得分前三名分别是上海、杭州和南京三市，这与三市分别是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排在后三位的是连云港、衢州和宿迁，这三个地区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反映在金融生态环境上也是比较靠后，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变量。

　　（3）金融生态环境区域差异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进行聚类，聚类结果显示长三角25市可以分为3类（表3），第一类地区为上海市；第二类为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和温州6市；余下18市为第三类。与原始数据相比较，经济基础因子中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金融运行效率因子，政府干预因子的财政对教育支出指标，社会信用和人口素质因子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2012年的25个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影响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构成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效率、政府干预与治理、社会信用与人口素质的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各异。第二，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最佳，连云港、衢州和宿迁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较差。第三，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金融运行效率、财政对教育支出、社会信用和人口素质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夯实经济基础，发展壮大地方工业实力和总量经济，提升整个地区的消费带动能力。深化金融及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区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让金融成为实体经济的有效助推器，努力提高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效率和运行效率。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和盘活金融资源存量，通过对金融产业进行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推动，促进金融中介组织健康发展。从金融领域自身发展和结构优化进行生态化建设。发挥政府对于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作用，增加地方财政对科技和教育的支出，促进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信用水平。通过教育提升人口素质，以社会保障能力和职业能力提升金融人力资源竞争力。

　　[2] 谢太峰、王子博：京沪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及相关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

　　[4] 邓淇中等：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及竞争力评价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种具有很多生态特征的组织活动，它以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核心媒介，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外层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以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作为资金流动的调控者和监管者，共同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主体；而特定的、经济、文化、道德、信用和法制环境是金融生态主体共同面对的外部环境；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共同维系着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处于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管理环节，不断作用于金融生态的各主体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外环境和要素，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金融生态环境运行中的各要素分工协作，维护着金融生态的平衡，共同完成资金从最终供给者向最终需求者的让渡或转移（见图1）。金融生态圈理论拓展了金融生态环境运行中审计的研究视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显示，2003年国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有72.79％是来自于非金融部门的因素，是由于金融生态环境恶劣造成的，到2004年该数据达到77.23％[1].金融改革和发展仅仅强调在金融业内做文章，就金融谈金融，忽视制约金融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不行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显然离不开审计的综合治理作用。作为金融生态子系统的审计机构应当以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基本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好审计的监督、评价和鉴证等功能。由于审计这一子系统由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大部分构成，因此，为了改善金融系统外部运行环境，国家审计应当发挥综合治理功能，加强金融风险环境调查，对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各要素强化监督与引导，对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强化绩效审计；对金融机构强化合规性审计；对资金供需双方强化信用延伸审计；对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强化合法性审计，从多渠道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民间审计应当重点对上市的金融机构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强化财务信息的有效性和信息披露的恰当性，减少信息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内部审计应当强化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管理，增加金融企业的价值，维持金融体系效率，保证整个金融生态的相对稳定和安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改善金融结构、增强金融功能、提高金融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应成为审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审计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法制环境下，竞争形成了金融生态的结构秩序。金融生态系统通过破产、兼并等行为和行业自律组织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并不断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内控水平，推动金融组织、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防止盲目竞争行为和恶性竞争倾向，增强金融生态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但金融生态的这种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对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应当按照金融发展规律，积极引导金融生态向着结构优化、功能增强、效率提高的方向发展。国家审计应当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减少不良资产的形成；促进相关金融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综合审计构建金融诚信环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结构。民间审计应当发挥鉴证职能，强化上市金融机构的财务信息披露和效益审计，引导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培养金融机构市场化运行意识，减少对国家信用的依赖性，优化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内部审计应当促进金融机构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管理审计，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使金融机构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从而优化金融生态主体的结构。三大审计部门应当把引导金融生态向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方向发展作为重要的任务，为金融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内生的金融发展提供支持。

　　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必须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作用下运行，良好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是金融生态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任何的人为干预和调节一旦超出金融生态的自调限度，则只会恶化金融生态系统。审计是整条金融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的内在调节机制，维护金融生态自我调节机制是审计的重要目标。然而，金融生态圈内，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免疫能力先天不足、产权缺位、法人治理结构极不完善、信用环境十分恶劣。审计活动应当以促进金融生态链的有效运转为目的，以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为基石，遵循金融业自然发展规律，在自由、竞争、和谐的市场环境中均衡发展。鉴于此，坚持普遍联系、系统论、协同论的观点，在整个金融生态链的框架下，审计应密切与生态链其他环节的联结，在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同相关部门以及被审计对象的互动协作，而不是彼此分隔甚至对立，共同加强金融生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及时修复金融生态链中的缺陷，努力维护金融生态的平衡，营造和谐的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使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形成良性互动，达到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双赢”境界，对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贡献率应成为衡量审计成效的标准。

　　审计通过发挥其监督、服务、鉴证、评价、咨询和控制功能，有助于建立完备的激励、创新、约束机制，使金融机构发挥应有的自主性，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功能的优化。

　　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审计监督是审计本质的体现和客观要求，审计充当“金融卫士”的作用，监察和督促金融生态主体的各项业务在规定的范围和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监察和督促金融生态环境中各要素充分发挥其职能。审计监督有利于检查生态系统各要素对金融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对违法和违章活动、经营和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揭露，促进金融信息的真实、正确，减少信息风险，净化金融生态环境。从长远来看，国家审计应当以促进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职权，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为目标。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应该是对有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即金融监管绩效审计，包括对人民银行出台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性、财政部有关金融政策及资产管理情况以及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督效率和效果进行审计。通过“三E审计”了解金融监管当局监督管理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对金融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民间审计应重点监督金融生态各要素的财务活动，确保各项金融财政政策和会计制度的有效执行。内部审计应当重点监督金融机构各项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监督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监督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职能，减少金融违法和违规活动、减少资产流失，防范金融风险，净化金融生态环境。

　　审计服务职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是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要求。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应当拓展审计的鉴证服务职能和咨询服务职能，在金融机构进入市场时为其提供验资服务；在金融机构持续经营时提供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服务和业务评价与咨询服务；在金融机构合并、分立、重组时，对其进行审计鉴证服务和资产评估服务。国家审计机关的公务员也应当认识好审计的服务职能，从强制性监督和行政官僚制范式中回归于服务和质量，树立服务意识，保持审计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听取公众的意见，尽量与国家、地方的方针政策相协调，搞好审计服务。拓展审计的服务职能，树立平等、和谐、协作的服务观念，为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把脉、诊疗，使审计人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专家，分析金融生态系统各要素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咨询与服务。通过审计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运行功能。

　　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要转变监督与监管为目的、处理与处罚为手段、查处问题为宗旨的审计思想，切实改变置于被审计对象之上的审计作风和“账簿”本位观，从宏观上做好金融业的咨询师、督导员，成为深受金融机构欢迎的“良师益友”。强化审计的宏观调控职能，完善市场机制与内控管理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增强金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审计过程中应当运用科学、有效的审计技术方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从宏观上评估金融机构资金运营的安全性、法律法规的遵从性，在评估的基础上为金融机构规范运作、安全经营提供高层次的专业咨询与指导，促进金融业正确发挥信用中介职能与调节经济职能，提高社会资金配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高金融运作效率。

　　审计是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管理环节，任何一项金融活动都应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离不开审计的保驾护航。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国家审计要发挥“火车头”作用，进行金融犯罪风险与审计风险监控、银行坏账审计。民间审计则发挥信息披露与鉴证作用，加速金融信息化建设，培育金融机构的市场运营能力，完善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在国家审计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民间审计无疑是开展金融审计的主体力量。民间审计的介入，与金融机构信息公开化相互促进，形成良好的金融审计监管环境。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内部审计所具有的内向性、及时性能够对金融风险进行事前评估、事中控制，具有明显的预警和防范功能，内部审计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要发挥好审计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三大审计主体应当发挥各自的特色，整合资源，合理分工，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形成合力。

　　我国金融机构为一级法人多级管理，点多、面广、规模大，业务范围宽、市场变化快、交易手段新。根据我国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要求和国际经验，应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作为重点，切实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预警、监测和控制，确保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目前，金融审计主要还是合规性审计，即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状况、资金营运和财务收支等进行检查，看其是否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分析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环境状况，了解其战略性优势和威胁其经营目标实现的风险，分析实现战略优势的关键流程，运用分析性程序从宏观层次识别的重大金融风险，准确地发现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方面的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及时发现风险和防范风险，发挥风险预警作用，构筑金融安全网。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搞好审计调研，及时搜集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信息，及时关注导致金融风险的苗头性问题，开展金融风险环境的经常性调查与分析，并及时向央行、政府决策机构等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将金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构建起金融生态环境的安全网。

　　审计署金融审计司范鹏司长认为审计要站稳金融监管的制高点，充分发挥审计在揭露重大风险、突出问题等方面的成果优势，起到其他监管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审计范围和审计职能的进一步拓宽，政府和公众对审计的期望不断提高，对审计管理、审计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以往单一的现场审计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改变和加强原有的审计监督体系，改进和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尝试比较先进、科学的抽样审计、风险评估、经济活动分析以及实质性测试和定量分析等新的审计方法，探索各审计方法、技术的相互结合及利用，根据金融审计的特点和规律，实行现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相结合，提高工作效率和审计质量，推动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审计要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就要改变目前审计范围狭窄、审计内容单一的状况，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拓展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从目前看：证券业与银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必然要求扩大审计对象的范围，要求将原来不作为金融审计主要内容的证券、保险、信托业务等逐渐纳入商业银行业常规审计范围。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对创新业务的审计，包括金融衍生产品、电子银行产品等等，特别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采取隐蔽手段进行的业务创新的审计。在审计过程中注重将业务经营检查与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环节入手发现风险控制的薄弱环节，确保审计质量。从金融审计的发展趋势看，效益审计将是金融审计的重中之重，在加强内控机制、资产质量审计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资产风险，努力探索绩效管理审计的新路子。现代审计应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全面履行审计职能，拓展审计内容，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对金融发展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领域和事项上，努力提高审计成果的使用效益，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1]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打造“体检”系统——《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之一[N].上海证券报，2005-10-15（3）。

　　[2]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员办事处。论我国国家金融审计的重新定位[J].审计研究，2004（1）：68-72.

　　[3]和秀星，曹严礼。国有银行改制呼唤高效的内部审计机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1）；28-30.

　　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通过研究认为，“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大致能解释70%以上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1]本文旨在探索金融生态环境影响银行业安全的机理，并利用中国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借款企业非持续经营时。这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二是对出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作进一步的信贷资金支持。因而回收就会涉及到企业诚信、政府、法律以及相关的经济基础。为此，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将金融生态环境概括为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2]而金融生态环境的9个要素对回收的作用都要通过“借款者―者”这对关系来实现。

　　银行在发放时总是希望可以正常收回银行本息，而正常收回本息要求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下面就对借款企业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进行分析。

　　（1）借款企业还款能力的分析。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就要求借款企业能正常经营并获得盈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须至少不高于同行业的企业，它才可能正常经营，即具有成本优势。成本优势也是企业有竞争力的体现，因而借款企业具有还款能力也就是企业要有竞争力。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垄断者都能够持续经营并获得盈利。但是，具有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的垄断者在市场和利润的分配过程中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成本优势或者产品质量优势又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业的竞争力是决定借款企业是否有还款能力的关键因素。

　　（2）借款企业的还款意愿分析。假设借款企业不但追求当期的利润最大化，而且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如果企业有还款能力而赖账，企业的信用等级将会下降，企业今后获得银行的可能性下降而借款成本将上升，因而不利于企业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因此，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通常将会有还款意愿。

　　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简称经济竞争力）是经济体系内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但是，经济竞争力并不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简单总和。当众多企业形成产业集群而产生集聚效应时，各个企业的竞争力都将得到提升。因此，经济竞争力是银行业发展的资源。

　　经济竞争力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对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或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或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9个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上。

　　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表现为：（1）环境状况不良会影响对企业的资本投入；（2）环境状况不良会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3）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4）环境状况不良不利于企业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较长时期稳定不变的特点，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因而当金融生态环境不利时银行业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回避。回避不利金融生态环境可采取的措施为：（1）仅对有竞争力或效益特别好的企业发放，即进行信贷配给；（2）可以要求足够的担保或者抵押；（3）仅对熟悉的企业和领域发放；（4）尽量避免涉及法律程序；等等。

　　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的影响上。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企业收益率的波动，进而与金融生态环境一道决定了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数量和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但是，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并不会对银行业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只有当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导致了经济竞争力变化时，金融生态环境才对银行业的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和作用。即当银行业发展总水平提高导致经济竞争力提高时，银行业将变得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就会变得更不安全。

　　因此，研究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关注经济竞争力的变化，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考察银行业的安全状况。

　　由于经济竞争力是所有企业竞争力的总和，因而经济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企业竞争力与收益率的波动之间的关系来反映。

　　对于竞争力强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加大对研发的投资，进一步地保持其竞争优势，而收益率的提高不会太大；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会通过降低成本和费用支出而避免收益率的大幅度波动。

　　对于竞争力弱的企业，在经济状况较好时，它们会拼命地扩大生产，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它们只能坐以待毙或者看着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的波动较大。换句话说，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我们用Stackelberg模型举例说明，而且仅考虑由成本差异导致的竞争力的不同。由于引进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竞争力因素，假设寡头1具有成本优势，本文对Stackelberg模型作如下几点修改：（1）两个寡头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不相同，寡头1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1=MC1=100；寡头2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为：AC2=MC2=120；（2）由于寡头1的成本优势，寡头1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先行动者；（3）由于寡头2的成本劣势，寡头2在进行利润最大化抉择时只能以MC2= MC1为准则。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不同的企业收益率的变动率也不相同。竞争力强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小，而竞争力弱的企业其收益率变动率大。因而本文的举例也表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形成负相关关系。

　　根据MM定理，任何企业的价值均由其预期的息税前收益按照其风险等级所对应的贴现率贴现后决定，即

　　由表1和表2可知，竞争力强的企业息税前收益高，而与其收益率变动率小相对应其风险小，其贴现率也低，因而企业价值大；反之，竞争力弱的企业其企业价值也小。因此，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企业价值大小形成正相关关系。

　　科森（Cossin，D.)[4]介绍了Merton模型。[5]与Merton模型的假设一致，此处假设银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在风险中性条件下，0时债务的价值是：

　　式（2）左边项D0(V,T)可以看作是银行中的安全资产,它是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够回收的银行本金。而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它可以看作是银行中风险资产的价值。很显然，右边第二项是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的增函数，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正相关。

　　其实，银行并没有将其存在风险的卖出以得到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无风险的资产，而是将其与欧式买出期权价值等值的存在风险的一直持有到归还日。这些存在风险的可以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到期收回风险的本金和以超过无风险利率的利率水平所获得的较多的利息，但也有可能损失掉全部风险的本金和利息。

　　式（3）右边第二项[-N(-d1)V0+Fe-rTN(-d2)]是欧式买出期权的价值占全部银行的比重，即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所考虑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在银行的风险管理过程中，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确定一个合理的风险资产占银行全部资产的比重，因而右边第二项就有一个确定的值，可以根据企业收益率波动率和准债务比Fe-rTT/V0来决定银行可以给企业提供的的数量：（1）暂不考虑企业价值的变化，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越低，可供给的数量Fe-rT就越多；（2）暂不考虑企业收益率波动率的变化，企业价值V0越高，可供给的数量Fe-rT就越多。因此，结合前面的分析，从银行供给的角度看，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两个方面影响银行的供给数量：一是通过影响企业收益率波动率而影响银行的供给数量，二是通过影响企业价值V0而影响银行的供给数量；且企业竞争力越强，银行供给数量也就越大。

　　从需求角度看，在不考虑融资来源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有研发投入。企业要求其竞争力提高的幅度越大，其所需的研发投入也就越多，对银行需求的数量也就越大，即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银行需求的数量也成正相关关系。

　　竞争力不同的企业获得不同数量的银行。不同企业竞争力的总和构成了整个经济的经济竞争力，而不同竞争力的企业所获得的银行数量总和就构成了银行业发展总水平。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会影响单个企业所获得的银行数量，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就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总水平。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更好时，

　　由于竞争力强弱与收益率的波动负相关，而银行中风险资产价值所占的比重又与企业收益率波动率正相关，因而在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竞争力上升时风险下降；反之，单个企业竞争力下降时风险上升。

　　经济竞争力是各个企业竞争力的总和。由于风险资产通过Merton模型换算为同一的价值形式，因而风险资产的价值具有可加性。金融生态环境状况一定的情况下，银行业发展可能会有利于经济竞争力上升，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下降，银行业趋向于更为安全；反之，银行业的发展可能会使经济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银行业风险资产价值比重上升，银行业趋向于更为不安全。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经济竞争力与银行业安全状况形成正相关关系。

　　（1）本文衡量的经济竞争力是针对与银行业发生关系的那部分经济的竞争力。在三大产业中，工业与银行业发生的借贷关系最频繁、也最多，因而也就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工业的竞争力来分析其与银行业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国内银行业主要为中资企业服务，中资企业及其组成的工业部分的竞争力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经济竞争力。

　　（2）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中国经济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各级政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还时常发生。例如，在当地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不顾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指使银行或用自己的财政力量支持当地企业占领或者扩大市场的产品生产，此时市场的占领显然不是其企业竞争力或者经济竞争力的表现。因此，在衡量经济竞争力时要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采用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CRTIPATIPC）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竞争力的变化。1981年和1992年的指标值直接根据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计算。2004年的指标值按调整后的工业生产总值计算。计算2004年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的方法为：①仅计算工业的数据；②它扣除外资企业部分。用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值乘以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③考虑不同地区投资收益的不同，从而剔除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1995年全国平均值为0.25%，调整后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以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为调整比率计算。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计算通过两个不同时期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指标值相减得到。

　　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指标值为正，表明经济竞争力提高了；反之，则表明经济竞争力下降了。

　　本文以金融资产质量（QFA）作为指标来衡量银行业的安全状况。金融资产质量（QFA）与前面所讲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是一致的，风险资产价值的比重越低，金融资产的质量越高。

　　1981年和1993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1981年和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4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数据根据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调整后的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计算，各地区和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和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5月）。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数据根据李扬、王国刚和刘煜辉所得到的2003年和2004年金融资产质量评价等级合并考虑后得到。[6-7]

　　（1）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的总体情况。1981至1992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北京（-1.25）、天津（-1.16）和上海（-5.21）3个直辖市，辽宁（-2.41）、吉林（-0.52）和黑龙江（-1.86）3个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0.68）、湖北（-1.05）和甘肃（-0.45）等省份。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广东（4.55）、江苏（3.62）、山东（2.95）、浙江（2.61）。1992年至2004年之间，指标值下降显著的有：中部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辽宁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的广西和四川；指标值上升显著的有：上海（2.76）、山东（1.66）和浙江（1.11）等省市。其中，指标中方资本金与总资本金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青海（1.00）、新疆（0.98）、（0.98）、甘肃（0.98）、山西（0.98）；指标值较低的有：福建（0.55）、广东（0.60）和上海（0.79）。指标投资收益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的指标值较高的有：上海（1.01）、北京（0.83）、（0.57）、天津（0.44）和四川（0.32）；指标值较低的有：青海（-0.67）、宁夏（0.05）和广西（0.12）。

　　（2）指标金融资产质量的总体情况。指标评价值较高的有：浙江（97）、上海（96）、北京（95）、天津（86）、福建（85）；指标评价值较低的有：黑龙江（7）、吉林（9）、辽宁（11）、江西（15）、湖北（18）和湖南（22）。

　　本文利用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和指标金融资产质量对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做两个指标在3个时间段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金融资产质量与2004-1992年间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时间段两者相关性则不显著。本文对此的解释是，1981至1992年之间是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的阶段，指标值的下降并不一定是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的，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份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新市场的开拓可以解释上述大部分指标值的下降。因此，本文认为，通过中国各地区数据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次，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成线性相关关系。具体的关系式为：

　　通过对2004-1992年间指标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与指标金融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初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安全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本文理论部分逻辑推导得到的观点。

　　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并不必然形成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好坏。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业安全状况的影响要通过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来实现。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显示，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成正相关关系。通过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与银行业的安全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自身经济潜力的发挥和中国实行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特区”、“试点”、“开发区”以及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等差异化政策，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各个地区间银行业安全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

　　（2）加强对经济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的研究，及时地预防不利的经济竞争力变化给银行业安全带来的冲击。

　　金融生态，又可称之为金融生态体系，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大体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等。构建优越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为金融主体运行提供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法治基础，同时良好的中介服务体系和政府公共服务支撑，必然有利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内部平衡，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优化廊坊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定义不难发现，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因此，在指标框架的构建方面，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还应当包含一定的非货币性因素，以便涵盖社会进步方面的信息。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秉承以上观念采用了综合性指标体系。但是同时考虑到统计指标的获取便利性以及数据加工处理的复杂度与难度，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由二十个具体指标构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GDZCTZ）、财政收入（CZSR）、人口数量（RKSL）、地区生产总值（DQSCZZ）、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JDQSZ）、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CXJMCX）、第一产业值（DYCYZ）、、第二产业值（DECYZ）、第三产业值（DSCYZ）、社会消费品总额（SHXFPZ）、在职职工工资（ZZZGGZ）、工业增加值（GYZJZ）、余额（DKYE）、存款余额（CKYE）、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XFJG）、外资利用（WZLY）、学校数（XXS）、教师数（JSS）、卫生机构数（WSJGS）、能源消耗（NYXH）。上述选取的指标代表性比较强，并且这些数据均可以便捷、准确地从廊坊市的统计年鉴、经济年鉴或者统计公报中获得。

　　作为定量分析的重要手段，多元统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分析方法，本课题采用了其中的因子分析方法，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降低多项指标之间相关造成的复杂性。

　　首先，针对廊坊市2007年11个区县金融经济数据在SPSS软件中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得到的三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6.632、3.575、2.037，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87.460%。在因子分析中，如果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5％以上就能较好的解释各个变量，所以在对廊坊市各区县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三个因子较好的反映廊坊市各区县的经济金融情况。

　　根据表4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